不尽“浮”生怪事

　　一
　　即使在香港，知道淮远的读者恐怕也不多。有一篇访问记说：
　　在不少追求独特文学品味的人心目中，淮远是一个私有的神——至少也是一个私有的仙人。他和他的著作名称：《跳虱》、《鹦鹉千秋》、《懒鬼出门》、《赌城买糖》……都成了文学地下社会的切口或通关暗号。说出来就证明你对香港文学最精华的一部分的熟稔。
　　在那些“追求独特文学品味的人”中，作者廖伟棠显然首先想到身兼诗人、译者、评论家的黄灿然。黄氏在1995年写过一篇评论，对淮远散文推崇备至，却也只能从反面着笔谈论淮远的不为人知：
　　我甚至怀疑把这篇文章发表出来会亵渎淮远和亵渎我对他的偏爱，因为他是“私人”的，是珍品，宜干私底下向朋友推荐，而不宜公开张扬。
　　十多年来，淮远的读者当然有所增长，但评论文章仍属寥寥，更不用说进入香港文学史的中心部分了。然则黄灿然和廖伟棠毫无保留的赞誉，只是嗜痂之癖？另外，黄灿然说：
　　从他的独特风格，看不出跟香港以至台湾或大陆的写作有任何渊源。这种独特性无论放在香港、台湾、大陆还是整个华人社会的文学光谱中看，都是“仅此一家”的。
　　紧接着又说“淮远是一个典型的香港作家”。既然“仅此一家”，“典型”从何说起？黄氏欣赏淮远控制语言的能力，但又说“他语言的简练是香港作家中少见的”，这可会“损害”淮远的“典型香港作家”身份？如果“典型”有表面和深层之分，我们有可能论证淮远散文契合深层的“香港特质”吗？这“香港特质”又是什么？
　　二
　　淮远本名关怀远，1952年生于香港，初中开始写作，毕业于大专新闻系之后，在电台、杂志、报纸、网站等媒体工作，目前任大学兼职讲师。淮远最初以新诗引起注意，其后转向散文，并曾翻译不少外国诗。历年创作、译作发表于《中国学生周报》《盘古》《70年代》《星岛日报·星辰版》《罗盘》《素叶文学》《字花》等刊物，近年且在“微博”上撰写短文。结集成书的有散文集《鹦鹉千秋》（1979）、《懒鬼出门》（1991）、《赌城买糖》（1995）、《水枪扒手》（2003）、《蝠女闯关》（2012）及诗集《跳虱》（1988）。
　　淮远写作散文超过三十年，但就五本散文集看来，风格颇为一贯，黄灿然认为这由于淮远“一开始就进入最高境界”。不管读者是否接受黄氏热情的赞语，只要读上几篇淮远的散文，都会碰到黄氏开列的这些内容：
　　他的风格的独特性表面上似乎来自于他性格的怪异，他冷漠、暴躁、动不动想作弄人、有洁癖（怕烟味、怕看电影时有人说话、怕自己口臭）、怪癖（戴墨镜、留长发和刘海）、喜欢小玩艺（旧钟表、锦鲤、蝙蝠侠水枪、美国队长弹球糖），当然还有偷东西（后来因为“法律上的不公平”，严惩高买而洗手不干，对此他耿耿于怀，后来他的偷窃癖改为“只在旅途中发作”）。
　　怪异形象的确是淮远独一无二的标志，但黄氏马上补充，淮远散文的成就不系于此：
　　“文如其人”只是淮远的面具，他的功夫恰恰在于他“文胜于人”。
　　又说：
　　读者往往会因为他表达出来的愤怒、嘲弄、无情和残酷而感到解恨（或厌恶，对于厌恶他的人来说），而忘了他表达过程中所作的精心安排和巧妙组织，也就是高度的机智。……在这个“愤怒青年”背后，是对语言高度克制的运用。
　　黄灿然击节赞赏淮远用来叙述怪异行为那种“清醒而冷漠的语调”，也引述了一些句子为证，但忧虑“援引的例子由于离开了上下文，离开了具体的语调，会损害淮远原来的冷漠氛围，从而使这些引文显得略为夸张，或者说过于刻意”。
　　黄氏对淮远散文表达形式的观察十分敏锐，仍可补充的是，淮远在散文中的“我”不仅怪异，甚至可说是疯狂，然而叙述那些行为的语言却极度有条理而低调，造就了一种“清醒地疯狂”的形象。以早年的《铁人》为例，“铁人”是作者在公司里的诨号，源于他衣服穿得少，东西吃得多，没有同事胆敢和他比拼食量。可是他初中时有另一个诨号“基督”，却是同学对他的蔑称。他个子瘦小，只能悄悄把同学的物件丢掉以作报复。那时他还跟几个同学结伴到超级市场偷窃，从不失手。与偷窃技巧同样高明的是运动，他擅长乒乓球。但现时他自觉变得很蠢，毕业后放弃了一份高薪工作，只在运动和进食方面仍保持“精明”。他的“精明”在于认定“换取能够吞得下东西，花多少钱也不算浪费”，并做大量的运动来不让身体发胖。母亲说他是疯的，他自己则认为“疯狂的吃令我快乐，倘若这使到他人恐惧或嫉妒，则我当会更加快乐”。
　　极度简化的撮述无可避免遗落了原来表达形式蕴含的意义，一如黄灿然所忧虑的，所以这里必须回头考察淮远怎样交代以上的内容。首先，这篇二千三百多字的长文只有四段，第一、三两段各长九百多字，占了大部分篇幅。两个长段塞进大量相对独立的情节，情节间仅以联想方式联系，例如从现时的诨号说到以往另一个诨号，从中学时报复同学的欺凌说到结伴偷窃。这种联结可以称为堆迭式的，因为情节并非互相紧扣。堆迭是开放的结构，只要作者愿意，内容大可无休止地延续下去。可是《铁人》在随意的结构中，却充满了对行为、想法的解释，有时使用因果词，例如“在初二上学期的班际乒乓球赛的复赛中，我之所以不幸败于‘蚂蚁耳’的手下，完全是由于一粒沙吹进了眼睛的缘故”；有时不用，例如“我初进公司时值冬天，而我总是穿得最少。我觉得衣服无论在甚么时候都是可免则免，穿多了整个人木木讷讷的”。但这些理由都不见得客观。最特别的是这一句：“以上两点‘衣服穿得少，食物吃得多’分别是我得名的次要和主要原因”，为了区分原因的主次，竟不惜用上古怪的句法，主次真有那么重要？
　　此外，本文“说明”（tell）的篇幅远超过“呈现”（show），所有事情都由“我”叙述出来，一句描写的文字也没有。说明需要有说明者，呈现则把主体隐藏起来。《铁人》以说明为主的写法，令叙述者“我”在全文持续现身——加上“我”的说明往往与读者感受不同，这个叙述的中介更难以因为“合理自然”而忽略。上述堆迭式结构、片面的因果解释、说明压倒呈现等形式特点，共同塑造出一个喋喋不休、自我中心、只求表达，不在乎别人想法的叙述者形象。这个形象正呼应了文中“我”的各种行径，黄灿然“精心安排和巧妙组织”的评语，实不为过。不过黄氏没有明确解释“文胜于人”是什么意思，叙述语调与人物形象互相呼应就是散文艺术全部的奥义？在形式或语言的范畴外，淮远散文还有值得讨论之处吗？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