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尽“浮”生怪事(2)

　　另一种对淮远散文的肯定着眼于主题。有论者认为：
　　作者（淮远）企图透过讽刺和自嘲来暴露人的劣根性。“我”的思想和行径，在一般社会道德标准下，已属“越轨”行为；然而，他不但觉得可以接受，甚至以此为乐，以表现他对既成建制的漠视和反叛。
　　素叶出版社编者介绍《赌城买糖》和《水枪扒手》时，则指出：
　　其结构紧凑，细节的穿插不动声息，往往营造出一种深刻的讽刺效果，于命中人类个性的弱点之余，也令人发会心微笑。
　　淮远的文字风格，一以贯之，以简洁的叙事，刻划人间丑态，时见黑色幽默，笑中带怒。
　　“漠视和反叛建制”与讽刺世态人情，论述的重点不尽相同，但都暗示淮远契合于（真）道德。淮远早年的导师戴天却不同意“刻划人间丑态”之说，指鲁迅《阿Q正传》“虽见种种丑态”，但也表现了作者的同情与关怀；反观淮远散文，“其用意也许只（当补“及”）于‘谑而近虐’、‘正言若反’、‘幽他一默’的地步。如其不然，恐怕就难臻‘笑中带泪’的境界了”。尽管戴天似乎把“怒”字错看成“泪”，本文仍然较倾向他的判断，原因在于戴氏没有预设淮远的道德立场。
　　诚然在淮远五本散文集四百多篇作品里，不难找出讽世的言论，例如《词语解释》里朋友做了一个噩梦，有两群人吵架，本来将要妥协，旁观的淮远突然破坏了和解的气氛，引起一场混战，第二天报纸上登出“青年作家怀远（连名字都搞错了）殴斗身亡”的新闻，淮远“觉得整件事算不上甚么噩梦，是其中一些东西足以构成一个完整的噩梦，那就是‘青年作家’这个词语”。后来淮远读报看见两帮作家发生争论，他竟期望在朋友的梦中，这两批作家在他的协助下打起来，并且同归于尽，即使赔上自己的性命也不打紧，“这样，报上大概会说‘一批青年作家和老作家殴斗身亡’了。但我实在希望，报导里会补上一句：‘其中一名死者看来并不是作家。’”又例如《图书馆》里的长句：“我十分讨厌把图书馆的书撕掉自己喜欢的几页的那种真正缺乏公德心的行径，倒赞成把不喜欢的撕掉好了。”两个片段都为心仪淮远的读者津津乐道。
　　但说淮远缺乏“同情与关怀”，也很容易举出反例，如《巴黎》写妈妈的谊子是个受教育不多的木匠，为了谋生前去巴黎工作，生活范围只限于家具工场和华人基督教会。篇末说谊子寄来的信总是关于工作和天气，全文以一句评论结束：“我一向认为天气是一件最实际不过的事”，间接地表示认同谊子踏实的生活态度。又例如《散工》写一个男佣人工作不大认真，作者家里却仍设法为他安排生计。不过这些“同情与关怀”夹杂在调侃甚至有点轻蔑的语调里，不动声色地表达，难免被惯见的恶形恶相淹没。
　　近年由于香港社会情况的变化，淮远昔日参与《70年代》双周刊和社会运动的经历，日益受到读者关注，反建制或会成为解读淮远散文的新鲜切入点。可是淮远更多的散文其实与道德话题毫不相干，这一点可以借《他人之血》来说明。本文写淮远从书店里把法国女性主义者西蒙·波娃的小说《他人之血》偷了出来，才发现书缺了一页。他“痛恨自己的懒散”，“在下手之前没有仔细翻看一番”，本想把书扔掉算了，又尝试说服自己缺了一页无所谓，但终究觉得这样想是投降主义者所为。最后他决定把《他人之血》带回书店，“换”一本没有缺页的。可是发现书架上的和他所偷的版本不同，封面逊色多了，这令他打消了念头，全部书都留在书店里。
　　淮远在多篇散文写过偷窃的事，而以《他人之血》最早也最详尽，在他的读者群中广受注意。《他人之血》偷书者的偏执大胆出人意表，尤其读者发觉并非虚构之后。不过文中所表达，偷书行为完全出自个人占有欲，唯一写到社会抗争的，是作者看见货运公司外墙上抗议资方解雇工人的标语，“其中一张描着一只手，手里握着一把刀，刀尖沾着血”，淮远当下的反应竟是：“我低头看了看我带着的赃物，依稀听见另一张嘴巴在我里边叫道：‘你是一个澈（当作“彻”）头澈（当作“彻”）尾的投降主义者！’”把坚持偷窃和抗议解雇等量齐观，只能表现作者想法的奇怪，而与对抗不公义无关。
　　另一篇《埃斯彻尔》记录一桩“间接使到我的业余小偷生涯正式告一段落”的事情，也有类似的情况。埃斯彻尔是一个荷兰画家，淮远在外文书店偶然看到他的画集里有一幅“木乃依（当作‘伊’）青蛙”，一星期后在寓所的花园里打死了一条蛇，救出一只巨蛙，这令他渴望得到埃斯彻尔的画册。文中又说，在此以前作者已经偷过数以千计的书，不过“大概从去年农历新年的前夕开始，本地所有法官都突然改变了习惯，对于高买案件的被告作出苛刻的裁判。不论男女老少，一经定罪，就得坐牢，不能罚款代刑”，这“法律上的不公平”令他不敢再动手。总结一个星期以来的倒霉事，他违背了不花钱买书、杀死没有毒的蛇两项原则。——熟悉淮远的读者应该不至于被这些淮远招牌特色的极度主观因果关系所困扰。文中有一段明显插入的情节：写作者救了巨蛙并决定买书那天，坐公共汽车上班时，经过一个小工地。那里本来是一个叫井湄村的地方，由于修筑高速公路，“村里的人都不能豁免被撵走的待遇”。作者看见村民挂起的“誓死保留井湄村”白布条，大部分都被疾风吹得东歪西倒了。工地上有三个荷池，几辆运泥车正开始填平其中一个。作者突然想到荷池里一定生长了很多青蛙，“想到它们会陆续被活埋，我益觉得我今晨的行径是值得纪念的”。由于城市发展而被牺牲的青蛙（以及村民），与由于“不公平”法律而不能再偷书的作者，在本文结构中或有彼此处境相同的暗示，不过一般人大抵很难同意这是唤起保卫环境抗争的有效理由。
　　较轻微的恶作剧，在淮远散文中更是数不胜数，远比讽刺世态人性的为多，戴天“‘谑而近虐’、‘正言若反’、‘幽他一默’”的评语还算客气，有些内容说是无聊也不为过。淮远散文的极诣，其实是向读者炫耀自己的怪相，为了显得其怪非别人所能及，他刻意使用理当如此的平淡语气来叙述。本文认为这种散文风格的价值不在于形式或主题，而需要结合作者身处的时空脉络才能理解。
　　四
　　淮远在好几篇散文里提到早年参与社会运动，但多是聊聊几笔，较详细的是《小弟小记》，回顾了高中时在创建实验学院诗作坊里，认识了戴天、陆离、李国威、钟玲玲、杜杜等文学界前辈和新进，以及获邀加入《70年代》编委会等事，可惜仍嫌简略。
　　创建实验学院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林悦恒、包错石、戴天、胡菊人等，在1960年代后期仿照美国自由大学创立的私立学校。该校入学条件宽松，以师生自由讨论方式教学，没有考试、升级、毕业等规定，学费也可交可不交，吸引了不少学生和在职青年。创建的课程和活动都在人文范围之内，如美术、哲学、文学、电影等。淮远参加的诗作坊原型是美国艾奥瓦大学作家工作室，由戴天、古苍梧主持，同学中李国威、钟玲玲、杜杜、关梦南等后来都在香港诗坛留下轻重不一的步痕。据古苍梧回忆，“戴天那时刚从美国（指艾奥瓦大学作家工作室1回来。六十年代末的美国正兴起一股新左派反越战、反建制运动相应和的诗风：内容倾向社会批判，词锋锐利，意象简练，节奏明快……诗作坊并没有特别提倡某一种诗风，但戴天这时的作品如《蛇》、《石头记》、《我是一只鸟》等，却颇近美国这种‘新诗’的写法，对诗友们不无影响。”但真正引导淮远参与社会运动的是《70年代》。
　　1970年代青年参与社会运动的风气，可说直接导源于1966年和1967年的三桩抗争事件：苏守忠抗议天星小轮加价、新蒲岗人造花厂工潮、六七暴动（或称“反英抗暴”）。黄继持曾细致辨析三者同中之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