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由细碎化走向规模化的制度优化及路径(3)

　　二、农地经营权资本化驱动农地规模化的内在机理
　　实践中，不论是土地供给方还是土地需求方，其首先考虑的是通过农地经营权资本化运作能否获益，获益多少等问题[17]。为此，我们构建农地经营权资本化的成本收益理论模型，来分析农地经营权资本化对土地供给方和土地需求方决策的影响，以及其驱动农地规模化的内在机理。
　　（一）土地供给方的成本收益理论模型
　　1.成本和收益的内涵界定。农户作为农地经营权资本化运作过程中的土地供给主体，其供给成本CS，包括因土地转出后从事其他工作而失去的农业生产收益，即机会成本CS1；因土地流转供需双方谈判、签约、监督等所产生的交易费用CS2；以及因为另谋职业过程中所要担负的额外成本CS3。农户通过土地流转的收益YS，包括土地经营权资本化的经济收益YS1；农户土地转出后的非农就业收入YS2；以及结束务农生活后投入新的生活，通过生活方式的转变、知识技能的提高、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的改善等，所获得的自我人力资本提升收益YS3。
　　3.农业生产在追求规模效益的过程中，提高了农业机械化水平和劳动生产率，降低了农产品成本，提高了农业利润水平。发展合作规模经营的信号一经释放，对效益低下的农业生产散户来说，无疑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许多农民不再从事农业生产经营，而是集中精力从事二、三产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大量土地闲置撂荒，造成土地价值的巨大浪费[19]。此时，土地股份合作制、土地使用权信托、"土地银行"以及土地有价证券都能实现在保证农户土地承包权不受损失的基础上，通过入股、信托、"存贷"等方式获得高于闲置撂荒，甚至细碎化耕种的收益。这使得农地经营权资本化在运作之初，就能得到大部分农户的积极响应。
　　4.单个农户在参与市场竞争、面对市场风险时身单力薄，在与政府交涉过程中不能掌握话语权，常常付出了较大的土地流转成本，却得不到满意的土地流转收益。并且由于缺乏市场规范，容易造成市场混乱、维权困难等问题。而通过将土地归并集中，打包交由种植大户、合作经营组织、农业生产企业等统一进行规模化经营，既克服细碎化经营带来市场竞争力较弱的弊端，又提高了农业生产面对市场风险的应对能力。同时，通过有效地将农民和村集体组织起来，节约了与政府打交道的成本，使交易费用大幅降低，并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土地市场乱象丛生的局面[20]。从这一点来看，无论是股份合作制、土地信托，还是"土地银行"、土地有价证券，都具备增强市场竞争力、提高市场风险应对能力以及降低交易费用等优势。
　　（二）模式主要特征
　　由表1我们可以看到，以上四种模式的业务内容各具特色，功能定位大体分为两种：盈利机构、非盈利机构。其中，农村土地使用权信托和农村"土地银行"都是由政府出面组织成立，专为土地流转提供服务的不以盈利为目的的中介机构[21]。而在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与农村土地使用权证券化制度下，无论是成立股份制农业生产企业，还是建立土地证券市场，均是以盈利为目的，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对比这四种模式的收益分配方式发现，只有农村"土地银行"是收入固定，且风险最小。而其他三种模式，农户参与后获得的是预期收益，且收益额度存在浮动的可能性。
　　（三）模式实践效果
　　我国的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自20世纪80年代发轫于广东南海，近年来再度成为热点问题，在江苏省东台市、苏州市、镇江市，山东省蓬莱市、青州市、胶州市，浙江省海盐县、桐乡市等地区得到了积极地推广和发展。我国农村土地使用权信托的发展最为典型的当属浙江省绍兴县成立的县、镇、村三级土地承包经营权信托服务组织，以及河南省安阳县8000多个农户自愿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设立信托，自身投入到二、三产业中去，谋生存，求发展[22]3。农村"土地银行"在四川彭州、山东诸城、宁夏平罗、浙江南岸村、陕西杨凌等地得到了很好的实践和发展，对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提高农民收入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通过表2的对比，以上四种农地经营权资本化运作模式在典型地区的实践成效显著。这四种模式在具体运作方面都制定了相应的管理章程，以环环相接的运作流程来规范整个土地流转工作的开展。同时，各模式都以签订合同的方式来保障供需双方的合法权益。此外，各模式通过出台一系列的补贴政策来保障农户的生计问题。例如，杨凌"土地银行"对土地全被租用且不能从事生产的农户，每年分别补贴40公斤小麦和玉米；对于达到补贴标准年龄的老人，每人每月发放生活补贴60元。除了针对农户的社会保障政策，各模式也为土地经营者设立了专项补贴。例如，吴江市对整村水稻流转给合作社经营且全部实行机插秧的，每年每亩补偿300元；张家港市对粮食种植面积100亩以上、蔬菜种植面积30亩以上的规模经营农户，每年每亩奖励300元；杨凌区政府按每亩200元，建立土地流转风险基金，对因自然灾害或其他原因造成损失不能支付地租的农户、专业合作社或企业，从风险基金中支付租金保障群众利益[24]。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对我国农村土地流转产生了深远影响，各地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农地流转模式创新引发了理论争鸣。实践证明，农地股份合作制、农地使用权信托、农村"土地银行"等创新模式的出现，为解决农村土地有效流转提供了落脚点。这些模式之所以能立足于农地改革进程并有所作为，首先是因为制度创新建立在符合政策法规要求的基础上，通过对国家政策和法律法规的认真拿捏，加上管理章程的进一步细化，让制度的实施更具操作性，并受控于法律法规范围内。其次，当地政府在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实现农地制度改革方面敢为人先。通过前期调研、反复论证，引进适合本地区推行的农地经营权资本化运作模式，并因地制宜加以变通和完善，投入专项资金以保证制度的实施。同时，这些制度在设计之初，抓住了农户对土地预期收益看涨的心理，为农户提供合理的经济收益，并通过制定各项配套政策和措施，消除其农地流转后的种种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