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管理创新看民间社团的开放？(3)

　　对民间社团的过度限制也产生了一些扭曲现象。例如，在中国目前的环境下，利用私人关系来动员体制内的资源是民间社团最常用的一个手段，这可以增大行政部门的信任度，也为自身的存续增加安全阀。为此，民间社团不得不放弃自身的特性，将组织宗旨和日常工作内容主要限定在参与公共服务上，这也为组织的合法性提供了正当化的理由，借此可以名正言顺地大量吸收相关的政府官员、专家以及一些新闻媒体工作者作为外围成员，从而形成一个广泛而稳定的多层次社会工作网络，便于民间社团开展活动。然而，不能不指出的是，民间社团的这一"生存策略"却包含了否定自身的潜在危险，因为过于在意吸纳政府离退休人员和社会名流的参与或关注，就可能一方面忽视对基层民众的动员，另一方面失去了对政府作为的必要且独立的判断。
　　近些年来，中国执政党和各级政府开始强调民生和对国民需求的回应性，其中一个重要工作就是加大了公共财政向社会事业、民生事业的投入，这一方面改善了国家财政结构的状况，使之更加合理化；另一方面也通过"还富于民"的再分配体系切实地促成国民分享社会发展和经济进步的成就，扩大社会公平惠及的人群。然而，仅仅以"增加投入、新建项目、比上年增加额"等数据来表明社会管理事务状况和水平，这是不可取的。重要的不是政府的公共财政有多少投放在民生事业上，而是在于各类社会性资源在不同区域、城乡、阶层之间配置中的差距是否合理，是否经得起公平、正义理念的检视，否则，有限的公共财政却可能进一步拉大已有的社会分配不均的现象，从而加剧社会成员的相对剥夺感。活跃在民间、与广大公民密切接触的正是各种民间社团，他们更了解民众的需求，他们也更倾向于做细致、差异化的社会服务，政府的民生工程依托他们将会事半功倍。
　　2013年3月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中提到，要"对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实行民政部门直接登记制度，依法加强登记审查和监督管理。健全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推动社会组织完善内部治理机构"。中央高层已经充分意识到各种民间社团对社会管理的积极作用，有意推动社团管理的改革，以释放社团的活力。鉴于经验不足和减少试错风险的考虑，正在尝试进行逐步、分层推进社团管理的改革，首先是放开非政治、法律、宗教民间社团的注册、登记，以吸纳广大成员的社会化要求。这显然是非常值得肯定的重大改革。然而，我们不能止步于此，还要努力总结经验，尽快全面推进所有民间社团管理的改革，不能无期限地将政治、法律、宗教类民间社团排斥在合法、阳光的社会生活之外。
　　三、中国社会管理的核心任务
　　20世纪80年代初期出现了全球性的社团革命，在许多国家各种地方性、全国性乃至全球性的社团组织纷纷成立。要解释民间社团的"井喷"现象仅仅从"市场失灵"、"政府失效"来说明已经远远不够了，因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指出了"市场失灵"，二战后直至60年代的社会批判理论和后现代思潮也指出了政府失效，为什么在80年代开始了各种社团组织的勃兴？应该说这与70年代中后期、80年代初的市民社会②的讨论、公民意识的广泛传播有很大关系。"市民"就是近代工业文明的担当者，他们主要生活在城市，通过市场交换和职业分工，参与到城市的公共生活之中，市民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已经完全不同于封建庄园制下的臣民，也大大区别于那些安然于传统生活方式、以礼俗为准绳的乡村居民。市民既有私人性（他们是市场主体和个人福利的追求者），又有公共性（他们参与社会事务和政治生活），后者角色的展示就是公民身份了，因此，许多人将市民社会与公民社会联系起来。也有学者在谈论市民社会、公民社会问题时将其涉及的话题扩展为事关"公共领域"的全部相关问题，"从公共领域角度看待国家，国家不再是绝对至上的存在，而可以仅仅把国家当作一种必要的形式。国家只能是没有自身的理想与事业的公民联合（civilassociation），而不应是特定目标的事业联合（enterpriseassociation），只能为公民实现自己的目标、完成自己的事业提供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1]公民社会的提出意在限制政府权力，伸张公民本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