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孔子德治思想的渊源及其指向(2)

　　儒家推崇"天人合一"，按照当代的理解，天人合一仅指人与自然的统一，但实质上"儒家天人合一的天人关系远远超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范畴，它与封建宗法等级制度密切地联成一体，成为封建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作为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儒家思想较少地关注自然之天，而是全力地挖掘、诠释并赋予天作为有意志的最高权威的主宰之天和作为道德本原的伦理之天的内涵，这种权威性、合理性与正当性是不容置疑的。"[1]儒家认为上天具有奖善惩恶的道德评判力，使天德下贯为人德，人德上齐于天德，且归于天人同德，人间的道德规范，不过是上天的道德规范的一部分和体现。因此统治者如果没有道德，首先就是获罪于天，可能会发生"以德配天"式的革命。

　　二、"以德配天"的西周革命

　　对"天"的崇拜并非从一开始就有的，原始先民都有各自崇拜的神，每个人都可以跟自己的神进行沟通。通过不断的战争兼并和社会发展，跟神沟通的权利就落在了统治者手中，这就是所谓的"绝地天通"。到了商时期，崇拜的神成了帝，商人认为他们能灭夏成为一个完整的政治势力，皆赖于天帝的庇护和眷顾，《诗经·玄鸟》记载："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诗经·长发》记载："帝命不违，至于汤齐。汤降不迟，圣敬曰跻，昭假迟迟，上帝是■。帝命式于九围"。这个过程看似充满了天赋神权的神秘色彩，实质上是为灭夏寻找冠冕堂皇的理由和成立新政权的合法性。

　　相似的情景出现在了周灭商的过程中。周本是西岐的一个小部落，经过文武两代的努力最终战胜了占据统治地位的商。然而商是天帝眷顾的观念一直深入人心，周必须为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寻找新的依据，以打破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周因袭了商的信仰，并做了一些改变，它承认商具有合法性，也不掩饰自己本是商的属臣的事实，只是说上天将殷商抛弃了，根源在于殷商的统治者无德，现在上天将统治的重任赋予了有高尚道德的周，这就是所谓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周革商命的同时也打破了"绝地天通"的模式，将商和天帝的联系隔断开来，并找到了更高的支持"天"，虽然天和天帝都有绝对的权威，但天的最主要的权威就在于天命予夺，而天命予夺的标准则在于人王有无懿行，即有无"德"，这就为自身的合法性找到了依据，因为周有德，因此得以"以德配天"。在立国以后，周统治宣扬最多的就是"敬德"，而统治者是否有德也上升到了关乎国家命脉的高度，如"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尚书·召诰》）这一思想开启了高度重视道德修养的先河，然而深究其里，也是对后来统治者血淋淋的警示。

　　孔子继承了西周"以德配天"的思想，极力主张实行德治，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证》）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证》）前一句论述看似是在拿北辰做比喻，实质上这句话更容易使人联想到德与天的关系，笔者认为孔子这句话并不像看上去那么温情脉脉，反而是令统治者毛骨悚然的警示，如果为政不以德，请回顾一下"以德配天"的西周革命史。第二句话更能体现出孔子宣扬德治的目的，这句话看似再拿老百姓说事，实则还是指向统治者阶级，如果仅靠政治与刑法，统治者真的很难有所顾忌；如果加之以德和礼的约束，最起码统治者还会有点耻辱之心。

　　三、"先王之道"的道德推崇

　　儒家对尧舜时期的社会状态推崇备至，认为只有这个时期的统治者才是真正地遵循了人道，因此将这一时期的行政方式称为"先王之道"或者"大道"。孔子曾以"大道之行"赞叹尧舜至治盛世之伟业，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礼记·礼运》）有子曰："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论语·学而》）孟子言必称尧舜，又说："有人于此，入则孝，出则悌，受先王之道。"（《孟子·滕文公下》）《礼记·乐记》中有言："先王之道，礼乐可谓盛矣。"儒家对"先王之道"的推崇，主要是因为这个时期的统治者有着超乎常人的道德修养，他们统治天下不靠刑法、暴力，所依靠的是他们自身所有的道德力量，所谓"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2]由此就演化出了"王道"这一概念，具体而言就是由道德品质优良的君主以符合道德原则的方式治理民众，也就是"以德行仁者王"。王道的典型代表便是自尧舜以至文、武、周公的历代"圣王"，而与王道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是霸道，是远逊于王道的称霸之道，霸道的典型代表是春秋五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