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与“大”的辩证法(2)

　　吴老汉是作者着力刻画的第二个小人物，在文中着墨甚多，常常幽灵般地出现在他人面前，给人古怪多余之感。然而，暴店人隐隐约约又感觉这人不一般，他的身份和行为成为他们心中永远的谜。这个谜一样的存在来自北京，由于难以启齿的原因在盖家喂牲口、牵骡子，没有身份也没有地位，连孩子都可以打他、骂他；实际上他却是“暴店诸侯”盖运昌的亲生父亲。这种表里反差使得他的思想行径和活动轨迹耐人寻味。他时时没有忘记自己是盖运昌的父亲、盖家孩子的祖宗，故在实际行动中常常不自觉地表露出来，比如在他找到由于玩耍不见了的盖家生却被孩子们踢骂时，喊道“我是你们的祖宗”；在盖运昌遇到难题时，他总是以父亲的眼光和心思来替他打量；在盖运昌醉倒在堂屋时，他不顾年老体弱，拼着老命把盖运昌重重的身躯搬到炕席上；在秋苗去世时为了维护盖家脸面，拦住原桂芝不让她回原家探望；最后竟然为了儿子盖运昌堵日军枪眼！虽然如此，传统的伦理观念使得他不敢张扬父亲身份，以免给儿子带来不利影响，因此处处压抑自己的想法，在盖家忍辱负重，埋头苦干，直至眼瞎。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他需要尊重和幻想有所依靠的强烈愿望。盖运昌知道他的身份后，在人后对他非常尊重，多次叮嘱他不要亏待了自己，不要干重活，把他当成“真正”的父亲来看待，对此他是记在心里的，但也恰恰是盖运昌这样的举动，给他带来更大的压力，以致他无处发泄的时候就只有骂人。如此的行径与轨迹就把一个受屈辱而又渴望有身份的“编外”父亲/祖宗形象勾勒了出来，说实话，他有些可怜。

　　那么，作者塑造这样一个父亲形象想说明什么？在笔者看来有三：一是对浓烈父子亲情的表述。虽然因家里和家外的重重困难无法将这种事实和情感表面化和合法化，但吴老汉与盖运昌以及孩子们之间的父子、爷孙之情依然清晰可辨，流于字里行间与举手投足之间，这是割舍不断、否定不了的血缘亲情，是人生在世的一股强大动力。二是对传统人伦关系的颠覆。很明显，盖运昌是私生子，但恰恰由于私生子的身份才带来了他在暴店的财富和声望，因为他的名义父亲盖丙生是个太监。与之形成对照的是，盖运昌自己的亲生儿子盖家生是个长不大的怂包，而最后“外借”来的儿子聂二却能独当一面，承其家业。由此看来，“正常的不正常了，不正常的正常了”就成为他们之间关系的一种反映。进一步说，作者在这里是借用他们之间的这种不正常关系对中国根深蒂固的“正常”宗法人伦关系进行消解。三是对外来力量或内外交流意义的强调。所谓外来力量，主要是相对于本土（暴店）来说的人和人际关系。对于暴店来说，吴老汉是外来的，但恰是这支外来的力量盘活了盖家；对于以盖丙生为代表的盖家来说，盖运昌是外来的，有意思的是，也是这支力量在暴店虎虎生风；对于盖运昌来说，聂二是外来的，最后却是他承担起了这个家而盖家生却走失了。从此角度来说，《裸地》是一部处理本土与外来或者说内与外关系并且特别强调外来力量的小说。只有外来力量的介入并强调内外统合，才能带来新生力量的成长，如果不顾这些，专注于内部繁殖，就只有死路一条。把这个关系再往大处提升，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地域、一个国家，对它们的生存发展和文化建设来说，开放地接受他者则生、封闭地自我滋生则死，沟通交流是共生共存之径。这应该是作者在小说中着力表达的一个义项，体现了葛水平的宏阔胸怀与深远眼光，同时从这里也见出它对当下现实的启示意义——当下的各项发展不也正需要心胸开放、兼容并包吗？

　　小说中盖运昌的婚姻就是对这个义项的绝佳注脚。他娶的四房太太中，除了大太太，都是外地人。在写二太太时，作者特意指出，大同府人是胡汉杂交，所以人就生得漂亮俊俏；在写四太太时，作者指出，不管盖家生怎样长不大、扶不起，却是四太太给他生下的定心干粮；而大太太呢？虽然她在家中地位甚高，但从文中不难读出作者对她的可怜、鄙夷与嘲讽，因为她虽然谨守妇道相夫教子，到头来却是一场空，仅有的让长婿或长外孙顶替家业的愿望也成了泡影。她的三个孩子中，大女儿嫁了自己的侄子但早早命赴黄泉，二女儿信洋教一生不嫁，后来远走他乡、踪影皆无，三女儿要好些，因为她嫁了外地人耿月民。耿月民是为了逃人事之难到暴店来的河南人，他与聂广庆、吴老汉不一样，有文化而又八面玲珑、心机较重，解放后做了暴店镇的贫协主席，和爱苗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爱苗与耿月民的这层关系和现状也正是对上述义项的另一个诠释。

　　上面提到的都是外地人，那么在本地人中有没有小人物呢？有！是李旮渣。他是出现频率最高也最有代表性的本地人。子承父业，他做了暴店的阴阳先生，负责看风水、管法事。在那个年代，这个职业有些特殊，因此在当地他也算是有脸面的人，靠着这脸面，和暴店的上上下下建立起了关系。但这并不能改变他的小人物身份和悲惨结局。他以找坟地为由进入盖运昌的生活，由此见识了盖运昌骄奢淫逸和挥金如土的上层生活，也见识了他没有强壮儿子的无言焦虑，所以一方面他对盖运昌的财主生活充满了羡慕嫉妒恨，表现出下层人惯有的“模糊革命”意识，另一方面也对他没有儿子的焦虑表示了同情的理解，体现出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宗族伦理意识。他以卖窑为由和耿月民等人联系在一起，并以这一事件为引子，把他性格中的多层面和社会的多侧面淋漓尽致地抖搂出来。从卖窑这一事件来说，他的初衷是好的，颇有点心善之人“兼济天下”的雄心壮志；但同时，卖窑也把他自作聪明，想要帮助别人并趁此机会揩油和压倒父亲的一面写了出来。他和媳妇玉喜与父亲之间为卖窑而产生的纠葛把农村中成家后的父子关系、微妙的公媳关系演绎得活灵活现、入木三分，如果没有一定的生活体验，当难有如此效果。尤其值得提出的是，在用卖窑的钱准备年货时，作者通过他的一些语言和少许动作把一个爱炫耀爱贪小便宜却不知吃了亏的市井小混形象写活了。且看这一段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