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与“大”的辩证法

　　摘要：在《裸地》里，作者刻画了很多小人物。这些人物虽“小”，身上却潜含着“大”蕴含，小与大交织在一起，既凸显了人物本身的性格内涵，又刻写了多样的时代症候，在一定程度上还与当下形成互文，表征出丰厚的现代意味：这些形成了文本中“小”与“大”的辩证关联，使小说耐读、厚重，具有了深广的文化意蕴。

　　关键词：葛水平《裸地》小人物

　　《裸地》是葛水平2011年推出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刚一推出就受到了密切关注，雷达称其“文字耐读、大气厚重、有深广文化内涵”①，孟繁华称其“在韵味上风情万种，在气质上气象万千”，陈忠实称其“为乡土小说提供了新的经验”②，溢美之词流于言表。通读下来，笔者发现果不虚此赞。在这部作品里，作者除了延续她以往作品中鲜明的乡土特色外，还在叙述手法和叙述密度等方面做了很大开拓，其中“故事套故事”、“故事背后的故事”以及蒙太奇式的场面对接等技巧让小说的容量变大、节奏有致。更重要的是，作者刻画了众多人物，有名有姓有活动的就有84个。他们以自己的言语行为、生老病死串起了从民国到新中国不长不短约三十年的时间历程，组成了一幅传统与现代交融、乡村与都市汇合的原生态太行山画。盖运昌是这幅画卷的中心。这是一个身兼儿子、丈夫、父亲，乡绅、诸侯、财主六重身份的圆形人物形象，以他为中心，向内向外辐射组成了小说的基本人物格局，也表征出了小说的三重文化意涵（对此笔者已专文论述，此不赘言）。小说不仅对盖运昌的刻画是突出鲜明的，对众多小人物的书写同样光彩锃亮，正是在他们的配合和衬托下，盖运昌的形象才得以凸显，他们本身也是珠玑内含、丰满璀璨的。

　　聂广庆是开篇出现的第一人，也是作者笔下的第一个小人物，在葛水平清瘦又富有诗意的描写中登场。那一身行头暗示这是一个孤苦之人。随着行文的展开，我们发现他确实是一个“苦不单行”的山东农民：由于家乡闹灾荒，老婆孩子饿死，为了求生，不得已逃到太行山上的暴店，在没有人居住的河蛙谷与狗为伴，专卖体力，沤兰聊生。但是偏偏天不怜苦，河蛙谷不但没能成为他的避难之所，反而成了他悲剧命运的揭幕之地。先是在盖运昌的逼迫下拍死追随自己多年的家狗，后来由于盖运昌看上了女女而巧取豪夺，他再次面临妻离子散的伶仃之境，他还受盖运昌的欺骗抽大烟自我麻痹，再后来陷入大（聂山）的身份到底如何的焦虑中不能自拔，最后为了防止被征兵自己砍掉了一个食指，但无能幸免还是当了糊涂兵并死在了战场上。他的这些行为和遭遇展示了在混乱的年代不能把握自己命运的农民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血淋淋的人生，言说着命运的捉弄、生活的不易和时代的困窘。毫无疑问，他是卑微的，是那个年代可以忽略不计的小人物，但也正是他的卑微，触动着我们去找寻他悲剧命运背后的因素，因为在那个年代，他的背后还有千千万万个“聂广庆”，然而有谁真正关注过他们？要知道，历史不仅仅是帝王将相、大是大非的聚合，只要存在过的事物就应进入“历史”并成为“历史”，并且这才是真正的历史，葛水平的书写充分考虑了这一层面，因此我们也有必要从这一角度来看待聂广庆这个人物。就他的遭遇来说，表面上是盖运昌造成的。如果他不蛮横卑劣地占其妻儿，如果他不为聂广庆提供大烟料面，如果他保下聂广庆不去当兵，如果他不用大点头香，那么，他们一家四口起码在一段时间内会其乐融融，不至于消散得那么快；但是，如果没有盖运昌呢？答案是，聂广庆还是会有那样的结局，因为即使没有盖运昌出现，还有王运昌、李运昌们存在，他们同样会采取与盖运昌相似的手段将其赶入绝路。如此说来，真正的罪魁并不是盖运昌，而是时代。那时的时代是怎样的呢？从小说的叙述来看，战乱频仍、社会动荡、男尊女卑、权力滥用就是它的基本面貌。在这样的环境中，普通人想要谋得平安幸福的生活无异于“蜀人上青天”，可见葛水平批判的主要是造成聂广庆悲剧命运的罪恶时代。其实，严格说来这样的描述一点也不新鲜，文学史上这样的作品可谓汗牛充栋。那么，葛水平如此写聂广庆，不就成了叠床架屋般的重复？不是。在笔者看来，如此这般除了与上文提到的她的历史观以及惯有的底层情怀有关外，更在于她是在用聂广庆的生活隐喻当下人的实际，也就是说，她是在用过去的历史与今天的生活做比对，告诉我们稳定、和谐、平等的意义和价值。只要回想一下聂广庆的种种遭遇以及我们今天的生活环境，此说当不难理解。我们可以从一个小角度来看这个问题，聂广庆是一个移民，到暴店“打工”谋生，但是当地的管理者和子民们对他并不友好。这是不是与今天的“农民工”有些相似？在城市里有多少人，包括管理者们对农民工施以了好眼色？葛水平在多个场合说这是一部移民小说，但可以肯定的是，她绝对不是为了去描述那段历史而去写作的，意义或许更在这里的隐喻上。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部写过去、写历史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

　　既然是时代造成了聂广庆的悲剧，是不是他就完全无辜从而需要人们予以怜悯？不妨对这个人物做一下细读。起初他生活在山东农村，穷困潦倒却对自己的老婆孩子非常疼爱，以致当蝗灾发生的时候他弃下本家爷爷不管，快速跑回家去救自己的孩子；但是当女儿饿死在路上被别人抢去生食的时候却又无动于衷，想到的是自己赶快逃命。这种行径，是人求生本能的反映，也是自私的表现。在黄河岸边的古庙里，他遇见了被父亲丢弃的女女，在仁慈心的驱使下，他救了她，但在“力比多”的躁动下，他又占有了她。后来与女女生活在一起，恩恩爱爱，相濡以沫，然而在盖运昌的大烟、驴子、面食等的诱惑下，他又把女女典当到了盖府，虽然此中他也是受害者，但也鲜明地体现了他的愚昧无知、自私自利。在知道大不是自己的亲生孩子后，想着法子虐待，又是不让穿鞋又是暴打的，暴戾的一面凸显出来，但这种厉害仅体现在家中，到了盖运昌那里仍是低三下四、唯唯诺诺。为了免被征兵，自己砍掉一个手指，体现出他的狡黠，但又不知所以地给盖运昌种了很多大烟苗，为此还和米丘大打出手。可见，作为一个农民，聂广庆不是一句“老实本分”就能概括了的，也不是一个完全无辜从而需要怜悯的人物，他是复杂的。这种复杂给予了他丰厚的内涵，既让我们了解到在他的悲剧命运中，虽然时代起了主要作用，但还和他作为农民的性格有关，因此不能忽视他的农民身份和性格缺陷；又让我们认识到人性的多面与复杂，社会上从来就没有性格单一的人，而且，人性、性格是与时代、社会、阶级紧密相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