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小说个性主体感知中的身体话语(2)

　　究其原因有二：一是留日学生与欧美留学生的处境和待遇不同，尽管欧美种族歧视严重、文化壁垒森严，但西方的文明教育使这种歧视相对含蓄；西方的政治体制相对宽松，其民主与自由的传统使其对中国留学生的压迫也不那么明显。但是日本的情况与之不同。郭沫若说：“我们在日本留学，读的是西洋书，受的是东洋气。”这“受气”说的是日本人对“支那”的歧视不是含蓄的，而是较为直接和正面的，甚至可以说得上是侮辱和蔑视。日本同意接纳中国留学生的目的就颇为“不纯”，他们意欲“受我感化之人才播布于其古老帝国之中，实为将来在东亚大陆树立我之势力之良策”{5}。东洋人对中国人的侮辱情况很普遍，这在郁达夫的小说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不要说连小孩子都谩骂中国留学生，即使是日本最底层的妓女，听到“中国人”三个字也仿佛觉得自己顿时高尚起来。留日学生在日本的处境可想而知，经济上的窘迫、精神上的苦闷，激发了他们强烈的情感和愤懑的感受，使他们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他们的言论思想大多激进、“偏至”与功利，感性是他们的身体印记。这在郭沫若的小说《歧路》《炼狱》、张资平的小说《一班冗员的生活》和成仿吾的小说《一个流浪人的新年》等中都有反映，这种感性印记曾被徐志摩批评为“泪浪滔滔”。二是日本文坛的“滥情”也在他们身上刻上了感性的印记。“创造社文学是‘大正时代’日本留学生的文学。……他们的文学观、艺术观、社会观以及‘自我意识’”，是和日本“大正时代”的思想观念息息相通的，由此“结成了很深的近亲关系”。⑥因此，留日作家在艺术创作上有一种共同的趋势，即主情与滥情、感伤与颓废、偏激与激进。郭沫若的磅礴气势、激情四溢，郁达夫的苦闷哀伤，成仿吾的感伤哀愁……情绪是留日派的主基调。这种现象还与日本“私小说”的影响及日本情色业发达相关。中国留学生在日本既受到歧视，又受到东瀛岛的肉欲泛滥影响，由此他们的文学作品也是放荡纵情的结果。再以郁达夫为例，他的留日小说以“弱国子民”和“性苦闷”为主线，以欲望、疾病和死亡为主题，以对祖国振兴的呼唤为其思想诉求，感性的痕迹无处不在，是留日派作家的整体风格和风貌的代表。这种个性主体感知中的身体话语是一种情感性身体，也是“五四”文学焕发勃勃生命力的源泉和动力。

　　二、青春型身体与“五四”文学发展方向的

　　自觉

　　身体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是文化的表征，“五四”文化是一种青春型文化。“五四”新文化运动从本质上讲是一场青年文化运动，它标志着中国传统社会的终结和中国现代青春型文化的诞生。也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本文认为，“五四”小说中的身体是青春型的身体。

　　这种青春型身体源于“五四”时期的青春型文化，它的诞生依赖于中国人对青春国家的渴望。早在1900年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就表现了他希望变“老大帝国”为“少年中国”的憧憬，呼唤祖国的青春，以青春身体比喻国家；1916年李大钊在《新青年》第2卷1号上发表《青春》一文，认为中国以前的历史，为“白首”之历史，而中国以后之历史应成为“青春之历史，活青年之历史”；陈独秀以细胞之于身体的意义作比，谈青年之于社会的意义，希望国家能是青年人的国家，从而焕发出青春的气息，他说：“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7}在“五四”文化的隐喻中，青春中国拥有健康的体魄是“五四”人的集体无意识，表达他们对祖国拥有青春型身体的渴望。

　　与“五四”青春型文化相对应的是“五四”新文学运动，它也是一场青春型文学运动，这种青春的气息从“五四”时代的文学杂志的名称就可以看出，作为“五四”文学阵地的《新青年》《新潮流》《少年中国》《曙光》《新社会》《洪水》《猛进》《创造》《狂飙》等都是一种青春风格的命名，同时它的主体也是青年，“五四”小说是青年作家用青春风格的文学体式所叙写的青年人的故事。“五四”作家的创作主体是青年，年纪较大的鲁迅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时才三十五岁，而汪敬熙生于1897年，罗家伦生于1897年，杨振声生于1890年，王统照生于1897年，庐隐生于1898年，许地山生于1893年，王鲁彦生于1902年，台静农生于1903年，蹇先艾生于1906年，张资平生于1893年，成仿吾生于1897年……他们大多是学生，共同组成一个新青年作家群，是“五四”小说创作的主干。他们的出现给现代文坛带来一股青春风，以理想主义和感伤情怀表现青春的思绪和情感，这也成了“五四”小说的最显著的特征。

　　同时，“五四”小说的主人公也大都是青年。以郁达夫和冰心的小说为例就可以看出。冰心的《超人》中，主人公“何彬是一个冷心肠的青年”；《两个家庭》所描写的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家庭中的四个年轻人；《斯人独憔悴》的主人公是一个忧郁的青年：“头等车上，凭窗立着一个少年，年纪约有十七八岁，学生打扮，眉目很英秀，只是神色非常的沉寂，似乎有重大的忧虑，压在眉端。”{8}《秋风秋雨愁煞人》中写的是三个性格、遭遇各不相同的女学生——“我”、英云和淑平；《去国》写的是一个归国后抱负得不到施展的苦闷的留学生英士的故事；《最后的安息》写的是只有十四岁的童养媳翠儿的悲惨遭遇；《一个兵丁》和《一个军官的笔记》《一个不重要的军人》写的都是年轻的士兵的故事；其他的如《离家的一年》《寂寞》《悟》《六一姊》《别后》《剧后》等等，无一例外都是年轻人的故事。郁达夫的小说更是如此，《沉沦》写的是“青年的现代的苦闷”；《银灰色的死》写的是一个日本留学生在异国他乡的孤寂生活；《南迁》中的伊人、《茫茫夜》和《怀乡病者》中的于质夫都是青年；《采石矶》中写的是“自小就神经过敏的黄仲则，到了二十三岁的现在，也改不过他的孤傲多疑的性质来”{9}；《茑萝行》写的是一个留学归国的青年与他的妻子在沉重的社会经济压迫下痛苦挣扎的故事；《烟影》写的是一个贫病交迫的知识青年文朴返回故乡后，因无力赡养老母而遭到她数落的故事，反映了当时青年知识分子虽四处奔波但仍无力缓解经济拮据状况的悲伤处境；中篇小说《迷羊》写的是一个知识青年王介成与青年女伶谢月英为了得到爱情与性欲的满足不惜私奔的故事；其他的如《青烟》中的“我”、《春风沉醉的晚上》中的陈二妹、《过去》中的两个性格迥异的青年女性等，也都是年轻人。

　　青春型身体的特征是冲动激越、富有激情而又放任感性，创造社重表现自我的小说就有这种特点。无论是郁达夫《沉沦》中的“我”，还是滕固《银杏之果》中的秦舟，他们感情丰富、充满幻想与理想、胆大积极，即使头破血流仍然坚持梦想。青春型身体的特征还表现为忧郁感伤、苦闷彷徨而又问题成堆。文学研究会的问题小说侧重表现此种特点。1921年以后，冰心的小说转向青年的苦闷心理，并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五四”之后的一代青年开始觉醒，但面对问题如麻的社会，陷入无路可走的悲哀，产生了内心的苦闷与焦虑，《超人》中的主人公何彬，曾经认为“爱与怜悯都是恶”，所以他要做一个“超人”，在帮助了一个贫困的孩子之后，内心深处开始萌动着爱与同情的种子。王统照的“问题小说”探讨的就是人生的“烦闷与混扰”。《沉思》中，担任模特的纯洁美丽女性是作者理想的爱与美的象征，她向往用自己的身体通过画面来将爱与美传诉给人们，可她的理想破灭了，陷入了痛苦与焦虑之中。但二者又是相辅相成、不可割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