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小说个性主体感知中的身体话语

　　李帅博士的三篇论文分别涉及文艺理论、现代文学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三个方向，既体现了作者扎实的理论基础、广阔的学术视野，又呈现了其敏锐的感悟能力和文本分析能力。《“五四”小说个性主体感知中的身体话语》从身体谱系学的角度重审“五四”小说，情感性、青春型和个性化三种身体类型的归纳及具体的文本指向，勾勒出“五四”文学生命力的源泉动力、发展方向的自觉和审美矛盾的内在诉求，构筑起现代文学身体话语研究的典型个案；《伊格尔顿“重建身体话语”理论浅析》以伊格尔顿的“意识形态批评”为前提，着重分析“身体话题”在审美活动和意识形态中的核心地位及其意识形态性，指出其为文学理论和批评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维度的意义、价值；《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学阐释——以民间艺术二人转为个案》既属文化产业研究，又为文化研究，作者从草根性、符号性、传承性和时代性四个层面展开分析，不但与前两篇论文形成“交叉互动”，而且，还是充分利用地域优势、把握流行文化现象的结果。三篇文章思路清晰、方法多样，其集束式的出场对研究对象和研究者本人来说，都是意义非凡的。

　　——张立群（辽宁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文学博士）

　　摘要：从身体谱系学的角度重新透视“五四”小说，发现“五四”小说的思想诉求中存在着个性主体感知中的身体话语，以情感性、青春型和个性化为其主要表征，这是“五四”文学生命力的源泉动力、“五四”文学发展方向的自觉和“五四”文学审美矛盾的内在诉求。

　　关键词：“五四”小说个性主体感知身体话语

　　20世纪西方理论界的“身体转向”对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亦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为理论思考、建构和文本分析提供了一个新的从身体出发的研究视角和维度。以此角度重新透视“五四”小说，发现“五四”小说的思想诉求中存在着个性主体感知中的身体话语，以情感性、青春型和个性化为其主要表征。它既不同于中国古典小说中儒道身体观塑形下的压抑身体需要和禁锢身体感觉的身体意识，也不同于中国现代小说中被革命意识形态化了的身体态度和当代小说中沦为肉身化叙事的“身体写作”，还不同于西方二元论框架下抑身扬心或抑心扬身的身体观念。它有一种主动生产性，是自发的也是自觉的，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梅洛·庞蒂所谓的呈现出一种“身体灵性化”和“心灵肉身化”的审美身体。

　　一、情感性身体与“五四”文学生命力的源泉动力

　　“五四”时代是一个激情勃发的时代，这样的时代特征亦在文学中有所表现，李欧梵就曾指出：“‘五四’的时代特征中包含着明显的情感性特征。”不可否认，“五四”小说家是唯情主义的，无论是“人生派”，还是“艺术派”，虽侧重点有所不同，但都将“情”作为其叙事的核心。因此，“五四”小说中的身体是情感性的身体，包含着身体性和精神性的双重因素，是身体的心灵化和心灵的肉身化的双重建构，既有一种能强烈感受到的身体状态，又有一种文化属性的意味，“五四”时期提倡的“生命力”就源于这样一种情感性身体。

　　“五四”作家强调情，强烈的情感性是“五四”新文学审美的一个显著的特征。作为“五四”文学革命第一声，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将“情感”放在了八项主张的首要地位，第一项就是“情感”，“情感者，文学之灵魂。文学而无情感，如人之无魂，木偶而已，行尸走肉而已。”郑振铎认为：“文学是人生的自然的呼声。人类情绪的流溢于文学中的……是以真挚的情感来引起读者的同情的。”①沈雁冰说：“诗中（新文学）多抒个人情感，其效用使人读后，得社会的同情、安慰和烦闷。”{2}郁达夫也认为“小说的表现，重在感情”{3}，他曾明确地表述过他的创作动机——个人的情绪宣泄和情感表达，“五四”期间由于他身处于异国他乡饱受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被侮辱和被损害，加上他个性的纤敏，因而他所经历的一切

　　“剔括起来没有一点不是失望，没有一处不是忧伤”{4}。此外，“五四”女作家有一种鲜明的感性风格，情感主义是不争的事实，从凌淑华、冰心到白薇等无不如此。文学研究会作家也是情感中心主义的，表面上看，他们的“为人生”的文学主张，是他们克服感情而努力客观地再现社会现实的证据，实则不然，在客观的社会现象描述之下，饱含着他们对祖国的深情、对人民苦难生活的关切以及在理想与现实巨大落差之下的苦闷和焦虑，所强调的是感情在艺术中的中心地位。

　　审美情感来源于身体的体验，来源于人的感性生活世界和感性的自由，人的感性生活与身体体验密切相关。身体是对社会生活的直接感知，用伊格尔顿的话说，个体在现代性维度上感性体验的重要载体之一就是身体，人类全部思想和情感的承担者也是身体，身体是体现完整情感话语的重要因素。“五四”小说家的强烈情感就来源于这样一种身体的体验，动荡的社会、混乱的政治、多元的文化均会在身体上刻下感性的印记，尤其是作为“弱国子民”的身份认同感，在有过留学日本经历的作家身上体现得较为明显，留日生涯的体验使他们“泪浪滔滔”，而“五四”小说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留日学生，郭沫若在《桌子的跳舞》中就曾写道：“中国文坛大半是日本留学生建筑成的。创造社的主要作家是日本留学生，语丝派的也是一样。”这就使“五四”文坛上以抒发身体体验到的强烈情感为旨归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文学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