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选修课教法改革初探(2)

　　第四个阶段为展示评比反馈阶段。时间为两周至三周，先是公开展示所有作品，并自评、互评，最后用一篇《收获与建议》的个人小结结束全学期的学习任务。阅读笔记计个人分，每个组员的分数相加再平均则为组员阅读最终得分。资料册计小组分，小组分即为个人分。阅读报告包含组员答辩和论文写作均计小组分。最后的总结属不扣分项目，但可用来个人加分。个人总结的自评分和教师评分保持了小组水平和个人表现的有机统一。

　　二、教法改革的收获

　　此次教法改革的初步尝试获得了较好的成绩和反响。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得到了很好的激发，学生从合作学习中不仅收获学业成绩进步的喜悦，还收获同学之间的友谊以及如何成为社会人必须具备的人生经验，同时，研究学习的能力也得到了初步的训练并有了一定的提高。经过多个层次的自评、互评和师评，选修本课程的310人，及格率为100%。其中有211人达到了“优秀”等次，比例为68.6%，其余99人也全部达到了“良好”等次。最高分99分，最低分83分。从成绩上看，获得了普遍的大丰收。以学校教学检查中学生评教环节上看，从121份（有个人材料、有小组材料，总份数少于实有人数）的书面反馈材料中，有65%的学生给予这种教法改革以纯正面的高度评价，其余35%的学生也无一人否定此项改革实验，只是以建设性的态度提出了一些值得改进之处的建议。在学校统一组织的网络评教活动中，《台港澳文学》学生满意率达到99.47%，为中文专业课程最高分。学生作品展览活动也获得了几乎所有师生的赞赏，留言板写满了祝贺和肯定的内容，让所有参与这个课程的学生有一种自豪感和成就感。在最后的《收获与建议》的个人总结写作中，学生们更是直接表达了对这项改革的真诚认可。更令人感动的是，有许多学生选择用多媒体做阅读报告展示，既加强了表达的效果，又学习巩固了多媒体制作的知识和能力。又如许多组的资料册，学生自发学习采用了高级排版软件，打印出来的效果与正规出版物几乎完全一样，既做到了内容的丰富与充实，也实现了形式美与内容美的有机统一。还有一些组在互联网上建立相关作家的网页和QQ群，随时交流资料、反馈信息以及深入研讨，极大地促进了对相关主题的认识。余玉明同学在自主学习龙应台作品的过程中，为龙应台通过写作来改造社会、推进民主进步的精神所感动，也联系实际写出系列文章，对社会生活中的不良思想与行为进行了既尖锐又理性的批判，这种批判获得了社会高度的评价，一学期来已在各个专业网站和政府网站发表了几十篇文章。他认为，这种教法的改革，真正唤醒了一个大学生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自尊和自豪以及作为一个公民应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并最直接有效地激发了当代大学生学习的欲望和表达的激情。

　　三、对一些问题的讨论

　　作为教师，我们对以上成绩的取得是十分欣喜的。但我们也知道，其中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也非常值得我们去讨论和探究。只有对问题进行深入而科学的讨论，后续的改革才会走上一条更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大道。

　　我们要讨论的第一个问题是：自主学习需不需要教师的指导？需要什么样的指导？教师的指导是需要的，这毋庸置疑。关键是需要教师什么样的指导？在这方面有教训可以汲取。如学生对主题的选择。其中选择三毛的有9个组，选择金庸的有5个组，选择琼瑶的有5个组，选择梁凤仪的有4个组，选择台湾女性创作的有3个组。其他被选择的作家有：王家卫、严歌苓、林海音、张爱玲、龙应台、李敖、周星驰、白先勇、卫斯理、梁羽生、徐克、李安、古龙、李碧华、梁实秋、东瑞、侯孝贤等。仔细分析一下这个名单及数据，我们可以得出一些基本结论：学生的自发选择与他们的知识结构有关，与作者在社会上的知名度有关，与学生的性别（女性占90%）有关，与图书馆的资料多寡有关。如果从文学史的观点看，这份名单欠缺平衡性和学术性，许多重要作家、文学流派及文艺思潮并未进入学生选择的视野。为什么会这样？主要原因就是我们的具体指导不够，对文学史上的一些重要关节点提示不够。完全的“放养式”固然满足于学生自主学习的兴趣，但也让许多必须具备的更重要的知识容易被学生忽略。又如在阅读过程中，也呈现前松后紧的问题，原因也在于教师的指导缺乏超前性，等真的发生问题再来指导或纠正，时间就不可避免地显得更为紧迫。这些问题都提醒我们，指导的及时和到位是开展教法改革的重要基础。“自主学习、合作学习、研究学习”并不是不要教师指导，而是需要更具体、更超前、更到位、更个性化的指导。

　　我们要讨论的第二个问题是：合作学习如何保证质量？如何既能体现集体的力量又能发挥个人的特长和个性？教育的直接目的是促进学生个体的社会化。[3]从这个角度来认识，怎么评价合作学习的重要性都不为过。如果考虑到教育方式对民族素质的改造这一焦点，合作学习的意义就更为深远了。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我们对合作的理解，往往都是机会主义的。或者我们随大流、无思考，以为提出自己的意见就会损害合作方的自尊，从而影响合作的氛围；或者固执己见，无法接受对方有益的意见，把一定程度的妥协包容当成是对自身能力的否定或人格的贬损。我们总是很难在合作中实现共赢。这种状况必须改变。而大学的教学应该在这方面有更清醒的认识和更主动的措施来改变这一状况。从理论上说，合作能力的提高必须建立在学生合作学习的实践活动之中，没有这样的具体的学习实践活动，只企图通过所谓的“思想教育”来解决合作中的问题无异于天方夜谭。在合作学习的实践中培养合作学习的能力，以合作学习的能力提高合作学习的质量，这就是我们这次教法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在改革中，我们最关键的做法就是设置一系列“超级目标”，让学生们建立一个“命运共同体”的学习网络。具体做法是除了最后的一个加分作业，其余绝大部分作业均以小组计分，这对于长期习惯于传统教学方式和传统计分方式影响的学生来讲实在是太有挑战性了。如何在本人学习的基础上协调与组员的关系？如何共同确定主题？如何在合作中解决不同意见的争执？如何分工又合作圆满完成学习任务？如何对待在学习上拖全组后腿的同学？所有这些问题几乎都是新问题、新矛盾。这种方式对学生的合作水平及综合素质是一个巨大的考验。结果证明，情况比我们预想的要好，绝大部分学生从合作学习收获了喜悦和友情，并从中加深了对合作学习的理解，也提高了合作学习的能力。但由于我们的设想考虑不周，从学生的反应分析，这一次的合作学习也的确还存在较多问题。首先是分组人数不统一，最多10人，最少4人。4人还可以，10人则太多，小组活动难度太大，效果受到了一定影响。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出发，“在一个较小的集体中，每个人都能更加明确地感受到自己的责任和自己对集体的影响……而且，在较小的集体中，团队的成功也能够给成员带来更多的满足感”。[4]有研究数据显示，当群体规模达到8人时，个人努力的程度仅为单独工作的80%。[5]其次是没有明确规定小组长有统计组员学习到位率并计入总成绩的权利，因此，对组员约束力下降，致使极个别学生假合作之名，行偷懒之实，滥竽充数，坐享其成。三是成果检查无法落实到个人，绝大部分成果以小组之名提交，以小组名义计分，致使特别有贡献的学生觉得不公平。虽然，我们可以认为，这正是对学生奉献精神的一次最好的检阅和展示，但如果作为一种体制性的规定延续的话，会不会对学生学习积极性有长久的、隐形的负面影响。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认真思考，权衡利弊，在下轮改革中趋利避害，选择更好的合作方式，或者为这种合作方式注入更明确的要求以提高这种合作学习的有效性。

　　我们要讨论的第三个问题是：研究学习应该选择一个什么样合理的目标？这个目标如何才能既是有意义的同时又是可能的符合学生最近的发展区间？其实，拟定一个从理论上看起来很完整很有价值的目标并不是难事，问题的关键是在实践上是否可行？这方面，我们也有教训。改革之初，我们提出了四个阶段的具体任务，其中三个阶段为表述阶段，而在这个阶段有“论文写作”这个环节。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要求有点操之过急，难度太大了。对每周只有2节的选修课，又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来说，无论如何也难以高质量地完成这个任务。退而求其次，我们把此项要求调整到非强迫性要求，而把重点放在对阅读笔记和阅读报告相关问题的深度讨论上，并且联系实际介绍论文写作的一些基本特点、格式要求以及处理参考文献的一些技术规范。这样做对学生的要求看起来似乎低了一点，但学生学得轻松，效果很好，也有部分学生主动上交了相关的论文。从论文的质量看，至少在形式上已经基本符合论文的规范了。如果我们从概念上追根究底的话，什么叫“研究学习”？“研究学习”就是探究学习，就是以研究的心态和眼光来学习，就是围绕一个目标，以科学探究的方法去逐步得出结论。在这里，质询的心态，探索的勇气，合理的方法比具体的目标更具有现实的意义——至少对目前的大学生而言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