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尧臣河豚鱼诗及其相关争议(3)

　　三、“咏河豚”与“骂题”

　　不管对于圣俞这首河豚诗如何争论，总体而言，其首四句的评价基本上是肯定的，所以，宋人陈应行《吟窗杂录》（据《四库全书总目》，此书为伪托陈应行之名，实出于蔡君谟之孙蔡傅手，下称《杂录》）只摘取梅诗前四句：“春洲生荻芽，春岸飞杨花。河豚于此时，贵不若鱼虾。”问题在于，《杂录》在摘句时将梅圣俞的这首诗题改成了《咏河豚》，沿袭这一题目的，不止此一例，曾慥《类说》、刘绩《霏雪录》、赵翼《陔余丛考》中引用圣俞河豚诗时，均用“咏河豚”为题。

　　然而，细读圣俞这首诗，除被陈应行摘取的四句诗为赞美河豚外，其他文字几乎都在围绕河豚“其状已可怪，其毒亦莫加”来写的。以致很多人认为这首诗是在奉劝人们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少吃河豚。比如叶适《题欧公书梅圣俞河豚诗后》：“余尝戏语乡人：‘河豚虽毒，而人能啖之，毒又甚矣。’梅圣俞勤勤忧人，以豢河豚致死，乃谓笼蛇虾蟆为无苦。其为人计固厚，然二物独何罪乎！”到了朱熹，则干脆说：“择之云：‘欧公好梅圣俞诗，然圣俞诗也多有未成就处。’曰：‘圣俞诗不好底多，如河豚诗，当时诸公说道恁地好，据某看来，只似个上门骂人底诗。只似脱了衣裳，上人门骂人父一般，初无深远底意思。’”（《朱子语类》）既然是一首“骂人底诗”，而且是“脱了衣裳”，自然应该是语言粗俗肮脏，结构不成章法的。但是通过上文的分析，梅圣俞此诗没有粗俗或者不成章法的弊端，朱熹的批评是言过其实了，所以张宗泰《再跋诗林广记》才会批评蔡正孙“乃引朱文公说，谓此等诗如脱了衣服，上人门骂人祖父一般，则诋谌太甚矣”。张的观点是中肯的。这意义上的“骂题”是不能成立的。

　　“骂题”还有一层含义就是从反面立意，这一点倒是适用于圣俞的河豚诗。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这首河豚诗看成是“骂题”，毕竟整体看来，圣俞诗中还是奉劝人们少食河豚的内容为多，从他的立意“甚美恶亦称”就可以看出来。

　　这样一来，就产生问题了：梅诗这样的“骂题”可以题为“咏”吗？“咏××”的题目该作何解？

　　韦昭《国语韦氏解》中有一段对“咏”的解释：“咏，风也，谓以文辞风托事物以动行也。”从这个解释中可以知道，“咏”具有“风”和“托”的双重性质。《诗大序》云：“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托”即“比兴寄托”。刘熙载《艺概》进一步解释说：“咏物隐然只是咏怀，盖个中有我也。”由此可知，“咏”并不带有现代汉语中价值判断色彩，它要求的是“风”是“托”是“有我”。也就是说，咏物就是体物，一方面要能够抓住所咏事物的特征，一方面要物我合一、有所“风托”，至于对这个事物所持有的态度是肯定还是否定，并不在“咏”的含义之中。

　　如此，则“骂题”题为“咏××”，应该是可以的。

　　莫砺锋先生在《论后人对唐诗名篇的修改》中提到了后人对唐诗删改的几种方式，不管其有何不同，它们的效果基本都是一样的：使原诗更加精警。而且虽然刪改以后的新诗不能包含原诗的全部内容，但能保证主旨基本相同，不会改变原诗的意思。但这样的规律到了《吟窗杂录》对梅圣俞河豚诗的删改中就不再适用了。《杂录》从梅圣俞原诗中摘出了开始的四句话“春洲生荻芽，春岸飞杨花。河豚当是时，贵不数鱼虾”，并将其题为“咏河豚”。那只是原诗的一小部分，只是梅圣俞所要讲的“甚美恶亦称”中的“甚美”部分。而真正作为原诗主旨的“恶亦称”那部分（讲述河豚其状之丑，其毒之剧，并奉劝人们勿贪一时口腹之欲、少食河豚），则因为《杂录》的舍弃，读者看不到了。这样，经过删改之后的诗与梅圣俞的原诗在主旨上形成了巨大的差异，如果说梅圣俞原诗是一首“骂题”诗的话，《杂录》则将其删成了一首“和题”诗。

　　《四库全书总目》评价《吟窗杂录》云：“前列诸家诗话，惟锺嵘《诗品》为有据，而删削失真。其余如李峤、王昌龄、皎然、贾岛、齐己、白居易、李商隐诸家之书，率出依托，鄙倍如出一手。”然而，这部书能够流传至今，自有其生命力。回到它对梅圣俞河豚诗的删改上来，再联系《杂录》同时代人对此诗的评价，它专取前四句也有其自己的理路，而这一删改的合理性也在后世对梅圣俞河豚诗的接受中得到了证实，人们总体上忽略掉了河豚鱼原诗的劝世主旨，而普遍接受了前四句对河豚美味的赞扬。这一方面自然反映了生活中人们对食河豚鱼的态度越来越有肯定的倾向，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在艺术上，人们倾向于前四句体物工整、破题有神、造语“清丽”的风格，而不太喜欢后大半部分的“琢刻”、“怪巧”（欧阳修《梅圣俞墓志铭》），但恰恰是这种“琢刻”、“怪巧”才是梅圣俞此诗的创新所在、个性所在。从这个意义上看，后人对梅圣俞此诗的接受，很有点“买椟还珠”的味道，当然也体现出不同诗风的接受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