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尧臣河豚鱼诗及其相关争议(2)

　　二、欧阳修的评论与对河豚诗的争议

　　作为梅圣俞的好友，欧阳修对梅的这首河豚鱼诗大加赞赏，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两则这样的资料。一则是他的《书梅圣俞河豚鱼诗后》：“予友梅圣俞于范饶州席上赋此河豚鱼诗，余每体中不康，诵之数过，辄佳，亦屡书以示人为奇赠。翰林东阁书。”里面提到的那种“诵之数过，辄佳”的神奇效果我们现在已经难以体会，也难以核实是否真是如此了。另一则与此相关的资料，至关重要，后世的评论多是围绕这则材料展开的，此即《六一诗话》中的一条：“梅圣俞尝于范希文席上赋河豚鱼诗云：‘春洲生荻芽，春岸飞杨花。河豚当是时，贵不数鱼虾。’河豚常出于春暮，群游水上，食絮而肥。南人多与荻芽为羹，云最美。故知诗者谓只破题两句，已道尽河豚好处。圣俞平生苦于吟咏，以闲远古淡为意，故其构思极艰。此诗作于樽俎之间，笔力雄赡，顷刻而成，遂为绝唱。”

　　欧公这则材料，从两个方面肯定了梅圣俞的这首河豚鱼诗，一是“只破题两句，已道尽河豚好处”，原因是欧公认为这两句既准确地扣住了河豚鱼食用的时令、风物，同时文辞清新协畅；二是这首诗与梅圣俞平生“苦于吟咏，以闲远古淡为意，故其构思极艰”的作诗风格迥异，而是“作于樽俎之间，笔力雄赡，顷刻而成”，所以得到了欧公的激赏，被评为“绝唱”。

　　后世论者的批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围绕梅诗首两句的时令、风物是否准确，是否存在“为文造情”、“为情造景”的嫌疑展开的。比如孔平仲《珩璜新论》云：“永叔称圣俞河豚诗云：‘春洲生荻芽，春岸飞杨花。河豚于此时，贵不数鱼虾。以谓河豚食柳絮而肥。圣俞破题两句便说尽河豚好处。’乃永叔褒誉之词。其实不尔，此鱼盛于二月，至柳絮时鱼已过矣。”孔毅父显然认为梅圣俞犯了基本的常识性错误，将不在同一节令的几种事物写到了一起，颇有点“雪中芭蕉”的意味。其实孔毅父这段话背后想要说的是既然有这种常识性错误的存在，无疑梅圣俞这首河豚鱼诗连一首合格的诗都算不上，哪还能被称为“绝唱”呢？欧阳永叔的那段话也只能被理解为碍于朋友的情面而作出的“褒誉之词”了。类似这样的质疑，我们从陈岩肖《庚溪诗话》、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叶梦得《石林诗话》、朱弁《曲洧旧闻》等等诗话笔记中都能看到。

　　然而，在质疑的同时，也有很多批评者从实际出发去求证梅诗首四句的真实性。比如上文提到的陈岩肖《庚溪诗话》就作出了这样的解释：“盖此鱼由海而上，近海处先得之，鱼至江左则春已暮矣。江阴毗陵无荻芽，秣陵等处则以荻芽芼之，然则圣俞所咏乃江左河豚鱼也。”这样的解释也确实颇合乎实际，所以逐渐为批评者所接受，以后对前四句的真实性提出质疑者几乎没有，反而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的肯定。典型的如王士禛《渔洋诗话》：“坡诗‘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东坡的这首诗在其时令风物的真实性上也曾遭到如同梅圣俞河豚鱼诗一样的质疑，如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云：“此二月景致，是时河豚已盛矣。欲上之语，似未为稳。”）非但风韵之妙，盖河豚食蒿芦则肥。亦如梅圣俞之：‘春洲生荻芽，春岸飞杨花。’无一字泛设也。”

　　至此，“无一字泛设”的结论终结了对于这首诗时令、风物上真实性的讨论。自然，这首诗也就有了进入好诗序列的资格。而事实上自宋而下，虽然围绕这首诗颇有争议，但对它尤其是其首两句交口称赞者代不乏人，如阮阅《诗话总龟》记载：“梅圣俞河豚诗曰：‘春洲生荻芽，春岸飞杨花。河豚于此时，贵不数鱼虾。’刘原甫戏曰：‘郑都官有鹧鸪诗，谓之郑鹧鸪；圣俞有河豚诗，当呼为梅河豚也。’”赵翼《陔余丛考》说：“诗亦有破题，《六一诗话》谓，梅圣俞河豚诗开首‘春洲生荻芽，春岸飞杨花’，只此破题已道尽河豚好处。”又说：“圣俞以咏河豚诗最工而称为梅河豚也。”再比如翁方纲《石洲诗话》：“宛陵以河豚诗得名，然此诗亦自起处有神耳。”这样的文献很多，不烦赘举。

　　欧公的第二个观点定圣俞此河豚诗为“绝唱”，历代也颇有争议。最具代表性的是明人刘绩。他在《霏雪录》中写道：“唐人咏物诗，于景意事情外别有一种思致不可言传，必心领神会始得。此后人所以不及唐也。如陆鲁望《白莲》诗云：‘素蘤多蒙别艳欺，此花真合在瑶池。还应有恨无人觉，月晓风清欲堕时。’妙处不在言句上，宋人都晓不得。如东坡咏荔支、梅圣俞咏河豚，此等类非诗，特俗所谓偈子耳。”他认为，咏物诗应该要追求一种“不可言传”的“思致”，并举陆龟蒙的诗为证。细读陆诗，确有一种神韵和思致，含蓄婉约，写物又似写人。东坡歌咏荔枝的作品很多，比如《四月十一日初食茘枝》、《食荔枝二首》，不知道刘绩具体指的是哪一首。然而用刘绩提出的标准来衡量东坡和圣俞的这几首诗，确实不具有那种“思致”。有的地方语言也显得平白浅近，确有“偈子”的味道，比如河豚诗中的“其状已可怪，其毒亦莫加”，再如东坡《四月十一日初食茘枝》“南村诸杨北村卢，白花青叶冬不枯”。刘绩的批评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指出了圣俞、东坡诗歌中存在的一些缺陷。除了刘绩之外，还有很多人持同样的观点，比如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公（欧阳修）许河豚诗为绝唱，惟首二语‘春洲生荻芽，春岸飞芦花’差可无忝，余则有韵之文耳。”还有陈衍的《宋诗精华录》：“此诗绝佳者，实只首四句，余皆词费。然所谓探骊得珠，其余鳞爪之而听之而已。”

　　然而，宋诗胜处本不在韵而在气。如果我们从“气”这个角度去看圣俞的这首河豚诗，就能体会这首诗的好处，正如张宗泰《再跋诗林广记》中所云：“梅圣俞河豚鱼诗，虽乏形象玲珑之妙，亦无粗俗鄙俚之习。”其实这首诗中转折跌宕，前四句破题之后一转而写河豚的“怪状”和剧毒，“持问南方人”又一转，写面对这种鲜美却有剧毒的河豚时人们痴迷的态度，“自思空咄嗟”又一转，以韩愈和柳宗元的事例将河豚与笼蛇、虾蟆对比，劝人们少食河豚，最后以《左传》中的“甚美恶亦称”作结，画龙点睛，轻轻五字将全诗收住，虽是“顷刻而成”，但是章法丝毫不乱。比喻、想像运用灵活，挥洒自如，格局开阔，一气而下，欧公“笔力雄赡”的评价还是恰当的。所以，陈岩肖《庚溪诗话》就说：“圣俞诗多古淡，而此诗特雄赡，故尤爲人称美。如曰：‘忿腹若封豕，怒目犹吴蛙。烹炰苟失所，入喉爲镆铘。’又曰：‘退之来潮阳，始惮餐笼蛇。子厚居柳州，而甘食虾蟆。二物虽可憎，性命无舛差。斯味曾不比，中藏祸无涯。甚美恶亦称，此言诚可嘉。’真佳作也。”

　　由此可见，圣俞此河豚诗胜处本不在“韵”，而在其“雄赡”且又结构谨严。初读之下或许会有缺乏形象玲珑之妙的感觉，然而不可将这首诗彻底地贬成“偈子”而说得一无是处，换个角度，或许才能看出其好处。由此亦可回到前面欧阳修《六一诗话》的看法，他一方面指出梅尧臣写诗“构思极艰”，另一方面又说“此诗……顷刻而成”。看起来，由于梅尧臣的诗歌创作已经进入了一个较为纯熟的境界，因此，即使是“顷刻而成”的作品，也能够体现出严谨的结构，仍能见出其严肃的创作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