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敦儒的山水情怀与山水词(3)

　　“渔父”的山水之乐和生活情调，闲适，清雅，超脱凡俗。陈廷焯云：“希真渔父诸篇，清绝，高绝。”（《云韶集》卷五）朱敦儒对渔父词意境的开拓，在于他既融合、提炼了前代渔父词的意象和境界，但又不是概念化，而是与自己的生活情致、生活环境合而为一，情景交融，极其真切。绘景清绝，简练传神，意境翛远。除了上面所举这一首外，其余描写还有“拨转钓鱼船，江海尽为吾宅”，“吹笛月波楼下，有何人相识”，“随意转船回棹，似飞空无迹”，“短棹钓船轻，江上晚烟笼碧。塞雁海鸥分路，占江天秋色”，“天与一轮钓线，领烟波千亿”等，均可见之。语言天然清畅，绝去雕饰，“行文亦是飞空无迹”（陈廷焯编《云韶集》卷五）。

　　朱敦儒本性爱月，词中所写明月之美和月下的活动甚多，如《鹊桥仙》（姮娥怕闹）、《减字木兰花》（无人请我），均极清雅可喜。明月一旦置于山水之间，意境又非同一般。东坡的《前赤壁赋》，朱敦儒爱之，曾用《秋霁》词调括。居嘉禾，明确写水乡赏月的词有多篇。原来水乡夜游赏月，别有境界，天水一色，清辉空明，朱敦儒尤乐之。《朝中措》：“胸中尘土久无奇。今夕借清辉。歌纵群英诸彦，舞狂蕙带荷衣。鸳鸯湖上，波平岸远，酒酽鱼肥。好是中秋圆月，分明天下人知。”这是在岩壑旁的鸳鸯湖上赏月。苏轼曾有诗云“鸳鸯湖边月如水”，朱敦儒居此，自然会尽情享受，而词的结尾立意高远。

　　与嘉禾相距不远的吴江长桥，更是赏月的好去处。长桥跨吴淞江，又名利往桥；桥上有亭，名垂虹，因又称垂虹桥。桥为庆历八年县尉王廷坚建，钱公辅所作《利往桥记》云：“登以四望，万景在目……湖光万顷，与天接白。洞庭荐碧，云烟战清。月秋风夏，嚣灭埃断。牧讴渔吟，喑呜间发；榜声棹歌，呕哑互引。后盼前睨，千里一素。是亦有足乐焉。”（钱榖《吴都文粹续集》卷三十六）有如此美景，诗词作家来游者甚众，朱敦儒之前，如苏舜钦、王安石、郑獬、苏轼、朱长文、米芾等来游，都有作品流传，其景物描绘，着力渲染，影响不小。尤其苏轼、张先等六人在垂虹亭上相聚，赏月唱和，留下佳话。这些诗词、雅事对朱敦儒无疑是很有吸引力的。朱敦儒《水调歌头》说：“平生看明月，西北有高楼。如今羁旅，常叹茅屋暗悲秋。闻说吴淞江上，有个垂虹亭好，结友漾轻舟。记得蓬莱路，端是旧曾游。趁黄鹄，湖影乱，海光浮。绝尘胜处，合是不数白蘋洲。何物陶朱张翰，劝汝橙齑鲈脍，交错献还酬。寄语梅仙道，来岁肯同不。”词为“和海盐尉范行之”作。邓子勉《樵歌》笺注认为“作于绍兴五年，在衢州”。则朱敦儒早在居嘉禾前，就想游吴江垂虹了。词中云“闻说”，其信息来源自有如上所述垂虹亭建成以来诗词的传播，以及眼前的范行之词。本词应是紧扣范词加以发挥，综合了层积的意识，充分想象其江湖景物之美；用及吴江历史人事，都合情理，说明他确有比较深入的了解。陶朱（范蠡）、张翰，是“吴江三贤”中人物（另一是陆龟蒙），他们所形成的吴江山水文化底蕴，对于中国文人的隐逸情志，有着巨大的影响和感召。词的结尾表达欲与范行之同游的兴致和愿望。

　　居嘉禾后，朱敦儒或“结友漾轻舟”，或独自纵棹，多次来游垂虹。他的到来，以其清旷的赏月之作参与到垂虹桥亭歌吟者的行列。如《念奴娇·垂虹亭》：“放船纵棹，趁吴江风露，平分秋色。帆卷垂虹波面冷，初落萧萧枫叶。万顷琉璃，一轮金鉴，与我成三客。碧空寥廓，瑞星银汉争白。深夜悄悄鱼龙。灵旗收暮霭，天光相接。莹澈乾坤，全放出、迭玉层冰宫阙。洗尽凡心，相忘尘世，梦想都销歇。胸中云海，浩然犹浸明月。”该词写一次中秋独自游垂虹赏明月的情景。词人以心御笔，将其游历、美感真切地再现了出来。上片先言放船纵棹前往的景况，风露、冷波、落叶等清凉的景物环境丝毫不减其心中追寻清莹美境的热切向往。题目既标“垂虹亭”，接下来所写，便是既至之后在亭中的所见所感。俯仰水天，“万顷琉璃，一轮金鉴，与我成三客”，水、月、我，在此相聚，我之专意来寻，正是为此境啊。寥廓的碧空，瑞星与银汉争白，多么高旷阔远的空间，而又与“我”如此相近。下片写词人于此境地中获得心灵的超升。“深夜”三句继续写环境，生物静谧，空气无氛垢，天色与水光融洽，清空无比。这些描写，旨在显示一片不着尘埃的天地。词意至此水到渠成，词人顺势推出一个“莹澈乾坤，全放出、迭玉层冰宫阙”的美妙画面，令人心灵震撼。“迭玉层冰宫阙”形容月亮，所谓琼楼玉宇。“放”字极有神韵。“洗尽凡心”三句，谓沐浴在此光明圣境之中，受到洗礼，理悟神超，遗世独立。结尾更以“胸中云海，浩然犹浸明月”收束，言尽而意无穷，意境高妙。胜游益人，人境同化，乾坤何其莹澈，襟怀何其敞亮，心灵何其圣洁，美意何其通妙哉！

　　朱敦儒这些写水天明月的作品，尤其具有一股“清气”。汇合在他的全部山水词中，是他的最让人眼眸发亮的艺术品。从他个人来看，这一题材使他的“疏旷清远”词风得以凸显；从宋代山水词的审美发展来看，他将自东坡后展写山水莹澈之美的意趣快速推进。这类词品极为高洁，由于他的发展，继之而起的张孝祥将水天明月词境推至极顶。乃至一时引发了文学家们叩弹和表现水天明月之境的极大兴趣。

　　词之初期，本也有山水题材。但后来词多绮罗香泽，山水清音消弱。而一旦词家以为吟唱，使人耳目为新，沁人心脾。宋词词风之重大转变，恰在写山水题材多的作家身上体现，这绝不是巧合。宋词山水清音尤著者，苏轼、朱敦儒、辛弃疾为代表。汪莘即推崇这三人为宋词词风转捩的人物，他在《方壶诗馀自序》中说：“唐宋以来词人多矣。其词主乎淫，谓不淫非词也。余谓词何必淫，顾所寓何如耳。余于词所爱者三人焉：盖至东坡而一变，其豪妙之气，隐隐然流出言外，天然绝世，不假振作；二变而为朱希真，多尘外之想，虽杂以微尘，而其清气自不可没；三变而为辛稼轩……此词之三变也。”梁启勋《词学》下编《概论》也说：“计两宋三百二十年间，能超脱时流，飘然独立者，得三人焉。在北宋则有苏东坡，即胡致堂所谓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逸怀浩气，超脱尘垢者是也；在北宋与南宋之间则有朱希真，作品多自然意趣，不假修饰而丰韵天成，即汪叔耕所谓多尘外之想者是也；在南宋则有辛稼轩……两宋间有此三君，亦可作词流光宠矣。”考朱敦儒词“多尘外之想”、“多自然意趣”，其实主要缘于如上所述的山水情怀与山水题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