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宪益与东方翻译文学(2)

　　《译馀偶拾》是杨宪益多年文史考证笔记的结集。早在抗日战争期间，杨宪益便开始动笔，陆续在上海《新中华》杂志发表这类笔记。1947年作者将其中的20多篇编成《零墨新笺》。解放战争期间，杨宪益续写一些笔记，新中国成立后将其与前者编成《零墨续笺》。1979年，作者在《读书》上又陆续发表了《译馀偶拾》（一）（二）（三），并于1981年将这三者与《零墨新笺》《续笺》合编为《译馀偶拾》，交付出版。

　　《译馀偶拾》收文88篇，涉及东西交通史（如《大秦道里考》、《唐代东罗马遣使中国考》等），音乐史（如《秦王〈破阵乐〉的来源》等），宗教史（如《萨宾新考》等），民族史（如《蠕蠕为女真前身说》等）等诸多范畴。其间，东西文学、文化交流史篇目数量虽不占主导，但因其集中呈现出作者将民族文学发展置于东西方文学、文化交流的历史视野加以考究的学术思想，从而为后学在对待和处理文化研究与文化传承的关系上树立了典范。具体来说，又包含以下三个相互联系的层面。

　　首先，注重对类同叙述主题历史联系的考察，《板桥三娘子》[9]是这种影响研究的代表。《板桥三娘子》钩沉发微，比较唐孙頠《幻异志》所录板桥三娘子故事中“人变驴”主题，与古希腊史诗《奥德修纪》和古罗马阿蒲流的《变形记》中人变禽兽主题，并联系宋赵汝适《诸蕃志》中“中理国”记载和《马可波罗游记》相关细节表述，推断该主题源自非洲东海岸的索科特剌岛，又引《宋史·食货志》相关注释，辅之以清王士禛《陇蜀馀闻》中的相关记载，指出“板桥”是唐宋间交通要衢，海舶财货所聚。大食人由南海到中国贩卖黑人奴隶及货物，多经过此处。据此作者作出进一步判断：板桥三娘子故事与唐宋时著名的昆仑奴故事同来自非洲东岸，被大食商人带到中国。大食商人多在板桥集散，为过往行人述说故事，该故事遂得以流传。

　　杨宪益并不满足于东西方类同叙述主题的简单比较，而是将其引入历史事实影响的景深，考述其故事渊源，以史料构筑起故事流播的时空线路，并推断往来其间的主要媒介人，亦不忽略对各故事版本叙事细节的比较与印证。除《板桥三娘子》外，《中国的扫灰娘故事》《薛平贵故事的来源》等篇目均有此特点。它们给予后学（特别是比较文学学者）的启迪是，要辩证地看待主题学研究的对象，深挖各故事之间可能存在的千丝万缕的历史事实联系，决不简单地用“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概而论之。

　　其次，注重东西方文学之间的互动互馈研究。如果将《板桥三娘子》等故事视为“西风东渐”的例证，那么《〈高僧传〉里的国王新衣故事》和《鲁拜体与唐代诗歌》，则当视为讨论“风向逆转”的例子。

　　《皇帝新衣的故事》是欧洲著名童话，但杨宪益指出，早在一千多年前，梁《高僧传》里有关鸠摩罗什的传记中便有类似记载：一次，少年鸠摩罗什与名德法师盤头达多（Vandhudatta）对话，名德法师援引狂人喜极细緜，织工投其所好，指空气称这是狂人想要的细缕的例子，告诫鸠摩罗什所识空气的荒谬性。杨宪益说：“这故事如果是盤头达多说的，那样它至晚在西元四世纪初年业已存在，恐怕原来是印度的故事，而由《高僧传》的记载来看，至晚在西元六世纪初年业已传入中国了。”[10]诚然，作者没有进一步探究欧洲皇帝新衣童话究竟直接得益于中国、印度还是第三国，但仅从两故事叙事接近程度观之，“东风西去”当无过多异议。

　　《鲁拜体与唐代诗歌》虽未收入《译馀偶拾》，但其依然承续了文史考证笔记的研究思路，只是在体制和规模上更趋近专业论文，论证的绵密程度亦超过前面诸例。作者首先提出假设，即唐代诗歌同欧洲十四行诗以及古代波斯鲁拜体四行诗存在某种联系；接着从西方学者普遍认为的欧洲十四行诗的策源地——13世纪的西西里岛谈起，指出当时西欧文化远比近东一带文化落后，而西西里岛是接受东方文化（主要是大食和东罗马文化）的首站，受阿拉伯文化影响的西西里岛诗人或直承或自创了十四行诗体，同时作者也不排除阿拉伯人直接将该诗体传递欧洲大陆的可能；继而将论锋转向与大食文化广有联系的唐代文化，借助深入分析多首李白的“古风”体诗歌，以确认其在形式上与意大利十四行诗的高度趋近性；最后以波斯诗人莪默凯延（今译欧玛尔·海亚姆）为中心，探讨鲁拜诗体（Rubai，今译“柔巴依”体）的起源，以及在形式和称谓（该诗体古波斯语又称“塔兰涅”，即“断章”或“绝句”之意）上与唐绝句的相同之处，并指出该诗体很可能是由中国通过突厥文化传入波斯而成。据此，从唐绝句到意大利十四行诗之间可能存在的复杂传播、影响线路隐约可见。

　　在东西方文化研究上，杨宪益反对“文明西来”或“文化东去”的轩轾分明的简单结论，坚持具体地、历史地考察东西文化势能落差，强调东西方文学、文化是人类社会在一定的历史和物质条件下的产物，强调科学的反映论。

　　第三，重视东方文学内部各民族文学（尤其是边疆民族文学）之间相互影响和渗透研究。《译馀偶拾》开篇《李白与〈菩萨蛮〉》[11]当属此类代表。作者首先从宋人释文莹《湘山野录》、沈括《梦溪笔谈》、邵博《闻见后录》记载和明胡应麟的质疑入手，对传为李白首作的《菩萨蛮》词作者加以讨论；又重点分析了苏鹗《杜阳杂编》所载“菩萨蛮”称谓来源，并结合《唐书》、古波斯人法吉（IbnalFakih）《笔记》以及苏利曼（Suleiman）的《笔记》所录，对其间提到的“女蛮国”展开讨论，指出“女蛮国”即“罗摩国”（下缅甸）；再考究《菩萨蛮》名称的由来，指出唐代云南南诏与缅甸骠人同族，南诏西南的部族都名为濮蛮或濮曼，而《菩萨蛮》就是骠苴（Piusaw）蛮的音译，是古代缅甸乐调。作者由是判断西南边疆音乐如《菩萨蛮》舞曲可能在唐开元甚至之前已经传入中国。接下来，作者结合李白身世（在序中作者谈到早年自己考证李白先世来自西南边疆有误，应为碎叶）、经历和《菩萨蛮》词内容加以推敲，综合判断李白为《菩萨蛮》词的首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