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宪益与东方翻译文学

　　杨宪益（1915—2009），祖籍安徽泗县，生于天津，是我国当代成就卓著的翻译家、外国文学专家。

　　杨宪益自幼在自家私塾接受传统儒家发蒙教育。杨宪益回忆说：“基本读完了‘四书五经’，只有《易经》没读，后来又读了‘十三经’的一部分，还读了《幼学琼林》《古文观止》《古文释义》《龙文鞭影》等。熟读的还有《唐诗三百首》《千家诗》和‘楚辞’。”[1]他还说道：“十岁出头时，我还读了大量的笔记小说和传说故事，还有相当一部分流行的明清传奇、话本等。”[2]在国学的浸润与陶养中，少年杨宪益的颖悟与才思逐渐显露出，诗人气质与情怀亦现出端倪。

　　杨宪益与世界文学结缘，以其1927年在天津教会学校——新学书院（TientsinAnglo-ChineseCollege）开始中学教育为端绪。除“国学”外，学校所有开设课程均用英语教授。杨宪益曾回忆说：“读高中时，看英文书很多，其中许多是欧洲文学名著的英译本，包括古希腊诗歌，但丁的《神曲》，法国雨果等人的小说，什么都看，并不限于英美文学。”[3]又说：“教师布道的时间，我就在台下偷偷看《以赛亚书》，或者是《雅歌》。”[4]大量的翻译文学阅读极大地开阔了杨宪益的视野。杨宪益家藏的一套林纾译《说部丛书》，让他尤为珍爱。“通过《说部丛书》，我开始知道了叙述莎士比亚戏剧故事的《吟边燕语》、欧文的《大食故宫余载》以及斯维夫特、笛福、狄更斯、哈葛德的非洲探险故事等等，后来通过其他翻译作品，又知道了其他外国作家。有些书我很喜欢，就找来英文课本重读欣赏。”[5]

　　随着翻译文学阅读的日渐深广，杨宪益对翻译本身、尤其是诗歌翻译的热衷亦逐日递增。入牛津大学攻读之前，杨宪益已通过英译本读过荷马史诗、希腊悲剧、李维《罗马史》、柏拉图的几篇对话和其他为数甚多的外国文学作品。对此，杨宪益曾回忆道：“我一直认为从事文学翻译工作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后来自己大半生都做了翻译工作，这大概与我小时候就读翻译作品有关。”[6]

　　1936年秋，杨宪益进入牛津历史上最为悠久的学院之一——默顿学院攻读希腊拉丁文学。课余时间，杨宪益的足迹遍及欧洲、地中海和北非，当地风物民情均给他留下深刻印象。负笈英伦求学期间，杨宪益与牛津大学第一位取得中国文学荣誉学位、心仪东方文化已久的英国同学——戴乃迭相识相恋。1940年，杨宪益获牛津大学荣誉文学学士学位和文学硕士学位。当年夏末，杨宪益谢绝美国哈佛大学希望他赴美从事研究工作的邀请，携手戴乃迭返回祖国。“他们离开英国时，还从伦敦带出了他们合译的第一部作品：20世纪早期的一部巧合丛生、场景鲜明的小说——刘鹗的《老残游记》。”[7]无论在工作上，还是在生活中，“杨不离戴，戴不离杨”的东西合璧状态此时已呈现雏形。

　　此后，杨、戴夫妇辗转重庆、贵阳、成都、南京等地高校教授英文。1952年杨宪益、戴乃迭调入北京外交出版社，任外文图书编辑部专家。1954年《中国文学》（ChineseLiterature）杂志并入外文出版社，杨、戴夫妇同为该刊的翻译和审稿专家。杨、戴二人遂将大半生心血倾注在这份向世界介绍中国的文化刊物之上，并与之结下不解之缘。[8]

　　杨宪益译著以中国古典文学为主，兼及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外国文学，其译作题材广泛，体裁丰富，语种多样。杨宪益著述与东方文学文化因缘，集中体现于他的比较文化论著——《译馀偶拾》，与之密切相关的还有《试论欧洲十四行诗及波斯诗人莪默凯延的鲁拜体与我国唐代诗歌的可能联系》（以下简称《鲁拜体与唐代诗歌》）、《改头换面的民间故事》、《关于埃及的两段故事》。此外杨、戴还合作翻译了《中印人民友谊史话》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