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西诚信观看中国企业诚信体系建设(2)

　　2社会作用相同

　　中国古代已将诚信观作为个体立身、处世和为政的根基，从孔子的“民无信不立”到孟子的“朋友有信”，再到董仲舒的“仁、义、礼、智、信”，“诚信”一直是儒家所奉行的基本传统道德。诸子百家也十分重视“诚信”的作用，对它进行了大量的论述。如管子强调：“诚信者，天下结也。”墨子曰：“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此外，中国历代封建社会的统治者都将诚信看作为政成功的重要条件。魏征强调：“君之所保，惟在于诚信。……德礼诚信，国之大纲。”当前，中国将诚信更广泛地应用到经济领域，强调契约诚信。诚信既是一种道德规范，也是社会经济正常运转不可缺少的重要指标。

　　在西方，诚信亦由来已久，最早产生于《圣经》，进入中世纪时，“信”被基督教确认为最高伦理规则。文艺复兴时期，“信”仍是新教的首要原则。在世俗社会，诚信在道德准则中处于至上地位。康德提出：“诚实守信”是人们心中的普遍性道德法则，它与支配我们头上星空的自然法则一样令人赞叹和敬畏。同时，由于西方社会的民主政体传统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政治诚信和经济信用体系获得了很大进步。

　　总之，不论是中国还是西方，诚信都从一种基本道德规范发展到政治经济领域的政治诚信和信用诚信，成为社会发展程度的重要评判标准。

　　（二）中西诚信观的差异

　　1产生的社会基础不同：熟人社会与契约社会

　　中国古代是一种传统社会，注重血缘、宗族关系等人际关系，主要活动范围在血亲、邻里、乡亲、宗派等构成的熟人社会中。诚信则建立在熟人社会基础上，依靠情感维系。当个体凭主观感觉认为他人道德良好、值得信赖时，则做出承诺或给予信任。一旦处于陌生环境或对他人产生怀疑，这种诚信就不复存在。这种依靠不确定的、主观化的情感来维系诚信的境况，决定了中国传统的诚信具有脆弱性。此外，中国传统社会注重等级制度，即使是诚信观亦不能逾越封建礼义。因此，这种诚信很多时候具有单向性和不平等性，如臣对君、子对父、妻对夫、下对上要绝对忠诚。

　　西方社会则从古希腊就开始人口跨海迁移，打破血缘关系，在政治体制上确立民主制度，经济上形成自由平等的市场交换规则，传统的血缘、地缘、人缘等熟人社会关系逐渐被冲破，人与人之间转变为一种陌生状态，整个社会从熟人社会演进为契约社会。此时的诚信主要依赖理性的契约来维持和发展。只要在交往过程中交换正义，便是诚信的。所谓交换正义是指在交换过程中双方自愿，同时也给双方带来互惠的理性交换原则。西方这种通过订立契约而不是情感来维系的诚信无疑具有较大的稳定性，同时其作用对象是双向的，具备平等性，不管是哪个订立契约方都享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

　　2维系的机制不同：情感与法制

　　由于中国传统诚信观建立在道德情感评价基础上，因此，诚信观的建立和巩固主要依靠社会个体内在的道德修养对外在行为的理性控制。具体而言，传统诚信观本质上是一种个人精神境界和社会的基本伦理规范；主要不是依靠宗法社会的外在制度规范，而是强调个体对内心力量的自我约束。因此，古代圣人、贤士都追求道德高尚，信守承诺。但这种“重德轻法”的诚信评价机制约束力太弱，一旦违背诚信规则，个体只可能受到良心的谴责和社会的责骂，在物质利益和政治地位上没有任何损失。诚信与否只体现为道德上的褒贬，而无法律或经济上的制约与惩罚。这种诚信观导致经济领域也只依靠良心的“君子协定”维持，从而助长不讲信用的社会风气蔓延。

　　西方社会的诚信观随着商品经济和民主体制的发展，逐渐演变成一套具备强大操作力的信用制度和法律规则，具体包括个人信用制度、企业信用制度等。这套制度超越情感、血缘、国界，成为通用的原则，制约着人们的日常行为。如果违背它，所遭受的惩罚不仅是道德上的，更大程度上是经济和法律方面的。由于法律的强制性，使得诚信观得以较好地维持和实现，整个社会态势良好，运作成本大大降低。

　　3达到的目的不同：道义与利益

　　中国传统社会以家国为本位，个人只是家国这一庞大关系中的小小构成基因，任何追求个人权利却有损家国的行为都会被看作是自私的行为，不符合“道义”。孟子言：“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这表明传统的诚信观实质上是“目的主义的诚信观”，诚信是一种目的而非手段。古代的道德信条很少去思考“人们为什么要诚信”，只要求人们在思想和行动上恪守信用，履行诺言。没有功利的道义成为传统诚信的核心精神，“讲信”必“重义”，“背信”必“弃义”。这种具有浓重理想色彩的诚信观容易给予人们道德激励，实现个体人格升华，但也由于缺少具体的社会法制制约而难以在实践中普遍贯彻。

　　西方的诚信观从古希腊开始已孕育利益追求，尤其表现在经济领域。在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定义下的市场主体“经济人”必须通过签订契约和平等交易来发展自身，获取利益。而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市场主体以诚信为基本精神，并遵循相应的信用法律和制度，才能在万变的市场体系中获得长久的利益。诚信成为获取市场利益的手段，具有工具性价值。或者说，西方的诚信观与中国不同，它不是通过个体道德内省和意识的自我约束而内生，而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产物。诚信不再只是个体行为和社会信仰，而且关乎社会经济关系的双方。任何一方如果违背诚信法规，就将破坏所订立的双边契约；如果这一行为成为一种普遍性现象，就将危及整个社会经济领域的正常运作。为规范市场经济体系，保证其良性发展，西方将诚信观演变成一系列信用法规，诚信或信用成为获取长久利益的有效手段。这种具备强制性的信用制度迫使人们不敢欺诈，视信誉为生命，因此具备较强的操作性和实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