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管理思想中的价值判断与本质规定及其现代价值

儒家管理思想博大精深，涵盖许多方面。本文基于西方管理理论，从管理的价值判断和本质规定两个方面对儒家管理思想进行归纳、提炼、整合。本文认为儒家管理思想中的价值判断是以义统利，管理的本质规定是人为为人。
　　一、以义统利：关于管理价值的智慧
　　在现代管理理论中，对于管理中计划、组织、控制、领导、决策等活动的价值判断正确与否决定着管理活动中各级目标的实现，也决定着各级管理活动的成败。换句话说，如果一种关于管理活动的价值判断是正确的，就能导致预期目标的达成，这种管理活动就是成功的，也说明这种管理活动是有价值的；反之，就是失败的，没有价值的。
　　管理活动中的价值判断既包括战术层面的，也包括战略层面的。战术层面的价值判断是指具体的、局部的管理活动的价值判断，它可以是一次决策、一项计划等。战略层面的价值判断是指关于企业发展的整体、宏观、长远的管理活动的价值判断。它可以包括企业发展的长远规划、企业的核心价值观、企业发展的总体目标等等。而儒家关于管理价值的智慧是战略性的，是整体的、宏观的、理念层面的，它集中体现在组织的核心价值观上，即“以义统利”的儒家管理价值观。
　　“以义统利”就是“义先利后”，“见利思义”（《论语·宪问》）。儒家在处理义与利的关系方面，要求将义放在首位，事不得已，甚至不惜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孔子将义看成是人立身之根本，主张“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君子义以为质”（《论语·卫灵公》），“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认为有道德的人应该“谋道而不谋食”（《论语·卫灵公》），“忧道而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孟子也主张先义后利，非义不取，他强调“其所取之者，义乎，不义乎，而后受之”（《孟子·万章上》）。在义与利相斥的道路上，孟子走得更远，他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 （《孟子·离娄上》）“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弗为”（《孟子·离娄上》）等等。儒学重义，自无疑问，但这并不是说，儒者只重义不要利。孔孟都认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论语·里仁》），都主张富民、惠民，“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孔子对于符合义的利是持积极肯定态度的，他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可见，儒家并没有弃个人利益于不顾，而是承认和肯定人们通过正当途径追求物质利益的行为具有合理性。当然，在义与利发生矛盾的时候，儒家坚决主张要舍利而取义的，孔子的“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孟子的“生亦我所欲，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都讲的是这个道理。
　　儒家的这种“以义统利”的管理价值观，运用于现代企业管理中，作为企业经营的核心原则，对于企业的长远发展，仍具有重要的启迪与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