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头鹰的哭泣》：纪实美学与存在主义的互证(2)

　　珍妮无意之间发现了树后的罗伯特，这个外貌纯洁清丽的年轻女子并没有被失魂落魄的偷窥者吓破胆。相反，从走出屋子的那一刻起，相对于观众预期的方向，她的性格形象悄然逆袭。她将他请进屋，对偷窥动机得以知晓，而珍妮的内心世界也远不像罗伯特看到的那么平静安详。骤然，这一组心理关系中双方的位置发生了互换，珍妮如幽灵一样出没在罗伯特的生活里，罗伯特避之不及。原来珍妮的弟弟幼时死于疾病，令她多年攀爬不出痛苦的泥淖，她总是期待冥冥之中命运赐予她一次保护异性弱者的良机，以此来补偿缺憾。罗伯特的出现让珍妮抓住了救命稻草，这个落魄的男人激发了她压抑已久的母性。而男方的反应与观众由先前掌握的信息所得出的推断截然相反，他对珍妮的热情回应报以冷淡的回避。不管罗伯特如何解释他厌烦的心境，珍妮都一厢情愿地误读这段告白，把病态的厌倦判定为创伤后应激障碍，而没意识到他原本就是一个没有担当的顺从型人格与自我中心化人格的矛盾体。当被他激发出爱情的人想要抱团取暖靠近时，他吝啬地拒绝了对方的情感需求，直接导致了珍妮的死亡。两人交往中的谈话表白常使用长镜头跟拍来进行记录，演员走动时身姿晃动，镜头则跟着表演主体运动。相对于正反打镜头分解交代两人的行动和情绪表现，前者显得真实琐碎，镜头的运动性强，画面修辞与爱情主题的浪漫感无情相悖。相反，挑衅滋事的对话却在与谈话气氛不符的美好画面里发生：珍妮的女友不满罗伯特插足行为，出外远足途中，落叶金黄，林中树树皆秋色，她展开声讨，气氛尴尬。抛开前景聚焦、背景聚焦技术，不突出事件主体，镜头运用大景深，色彩绚丽，饱和度强，色彩表现的反向处理反衬出主体情绪在现实环境里的渺小。
　　珍妮前男友格雷戈脾气暴躁，身体强壮，头脑简单，为了让女友重新回到身边，任由妮琪摆布。二人都因为感情地位陷于被动，恼羞成怒，他们共同伪造了一场企图让罗伯特崩溃的谋杀案。影片最后一场戏安排在已故珍妮的林中小屋里，罗伯特误杀了妮琪和格雷戈，两人毙命后，他所站位置恰恰是影片一开始珍妮所在的窗前。镜头渐渐拉远，屋外开阔的夜景里镶嵌着一窗暗黄的灯光，伴着猫头鹰的哀鸣给人以绝望的结束感。阴谋和谋杀均发生在静寂的暗夜，没有阴森的配乐，极简的画面克制低调地再现谋杀现场，深邃的色调营造出忧郁、颓废、恐怖的气氛。
　　二、个体自由选择的荒诞感
　　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曾提出：“由于从我存在的那一刻起，我就对他人的自由建立了一道事实上的限制。我就是这一限制，我的每一个构想都勾勒出了围绕着他人的这一限制的外廓。”②解读这段话涉及萨特语境下“存在”的两种基本模式，即“自在存在”和“自为存在”。前者强调无意识存在的物质状态，后者则是个体按照主观意愿自由构建的理想自我的存在状态。在“主观性林立”的世界里，每个人都力图最大限度地实现自我设计的理想人生。个体意识之间的冲突导致了躁郁的后果：个体之间发生各种联系的过程充满了冲撞的钝痛、焦虑、烦恼。如同《猫》中的四个主要人物，大家都自说自话，禁闭在“他人即是地狱”的咒语里，不得超生。  
　格雷戈少年意气，面对文艺腔十足的女友总是采取正面强攻姿态。控制狂妮琪以摆布丈夫为乐，把离婚当儿戏，半夜三更拨打骚扰电话，尽其所能地耍赖撒娇，忽视丈夫的心理疾病，没有半点关怀退让，强行要把他安置在自己想象的爱情图景中，力图让夫妻间的关系模式步入她所设计的轨道。罗伯特夫妇的症结在于二人都中心化地看待世界，过于尊重个人主观感受，张扬个体的自由，从而阻碍了对周遭人事的认知发展，铸就了二人不可逾越的隔阂。寻找自我、定位自我，要在付出妥协与奋进争取的合谋下方可实现，两个主要人物对此都不曾参悟，他们彼此折磨，问题却无从解决。男女之间游戏规则过于复杂，罗伯特疲于应对，只想远观幸福画面，不愿涉足其中。珍妮作为男主人公及观众的凝视对象，进入到一种象征式存在：作为传统理想化的女性形象，她应无限包容，在被他人凝望时，应处于镜头世界的边缘守望祝福对方，尽可能地放弃支配力。可是这一人物却偏偏要求从上述的象征式存在里被释放，获得自由，出乎意料地热烈回应偷窥行为，超出了男性“权力眼睛”的视野，打破了他独享安宁的心理规划。她把罗伯特的到来当作是一次救赎，妄图通过安慰他再一次扮演一个好姐姐，补偿失落情感。可是对于罗伯特，珍妮就往事所进行的悲情倾诉不过是喋喋不休的喃喃自语。她这种“过度补偿”的行为不但未能引发另一个孤独者的共鸣，还使她忽视了罗伯特所处的心理现状，打破了他心中的“神话”，导致对方退缩。影片中人物各自怀揣心思，努力获得，却不过是一场徒劳。失落、无序的情状使得艺术信源系统开始预设的甜蜜前景倏然落空，艺术信号系统的指向标被折断，艺术接受系统的认识规则遭到不受欢迎的变革，愉悦感被破坏。排斥一切事先被设计好的东西，影片又一次展现出纪实美学的风貌，影像化地阐发了存在主义的核心要义之一：他人即是地狱。
　　这场悲剧充满了令人憋闷的意外，观众情绪不得顺畅宣泄。片头罗伯特在岔道口转向时，犹豫片刻，没有拐向路灯照亮的一方，而是走向了黑暗，偶然的选择失误预示了他命运的走向；当罗伯特偷窥珍妮时，火光意外出现，暴露了他的行迹，造成他与珍妮相识；当所有人都怀疑罗伯特时，邻居老头好心把他请进了屋，却好心没好报地恰巧为他挡住了一颗窗外射来的子弹。影片就是要透过这一系列偶发的意外表现人生的无目的性。人生规划的合目的性被偶发事件的无目的性搅和得乱七八糟。在偶然和意外发生时，《猫》的每一个人物都呈现出其人性的真实状态，真实打断了始困终亨、投桃报李的因果链条。就合目的性来看，人物个体都讲求自我的秩序，没有因为世界荒谬而自我放纵，都力求把生活扳正到各自认同的正途之上。可是在他们的合力作用下一切都散乱无序，荒诞暧昧。事物的偶发、无常导致了生活的脆弱，不经意的一瞬已化作沧海桑田，人被偶然造成的真实世界扣押，轻飘飘的“偶然”导演的荒诞现实世界让萨特充满“厌恶”：“我懂得了‘厌恶’，我占有了‘厌恶’。……偶然性不是一种假象，不是一种可以被人消除的外表；它就是绝对，因而也是完全没有根据的。”③对必然规律信念的动摇，让人们意识到因果分明的秩序或许是从未实现过的虚无神话，不过是艺术王国对现实世界的一种补偿——这种大悲凉凝成了海史密斯存在主义式的惊悚，堆筑起人世间无法消解的块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