园林志趣与隐士文化的变迁(2)

　　园林作为空间上的实体，必是由众多独立的个体组成，其中最令人瞩目的则要数各式各样的奇石了。这些奇石既在整个园林装饰中担当一员，又可作为独立的艺术品供人赏玩、收藏。在写作诗句时，文人骚客喜好将自己钟爱的石头比喻成各类相似的意象，借此抒怀。因此，石头不仅是诗人审美品位的表现物，更寄托了诗人的希冀与情感诉求。借洞察所选的不同意象，由此窥探诗人在不同情状下的情感走向；更可借此研究从诗人本身角度出发，对外界压力及打击的态度和响应，从而更好地审视诗人对于园林的喜好。

　　（二）对“闲”的满意与厌烦

　　信步在自己的园林中，怀着愉悦的心情回忆往昔的，几乎都是属于耆老群里的人。

　　在抒发自身快乐的同时，不免以此时闲适的心情为佐证，但就此反观，由闲适出发的对快乐的考究，结果并不唯一。

　　既要探寻快乐，就必须追根溯源，从闲适的缘由说起。不置可否，这群耆老中，必是有功成身退，真正畅享快乐人生的豁达者。他无须总揽过惊天伟业，只要是面对眼前的国泰民安，转而回归故园，于精致的山水天地中自得其乐。这是一种满足。然而，亦有另一种“快乐”的“满足者”。他们通常是由于政治失意，无心再于朝野上下征战杀戮，退而寻求安定。在静谧的园中，他们的脸上的确堆着快乐的微笑，然而揭开面具，刻着沧桑的面孔依旧眉头紧锁，满写着追悔与无奈，想必这也是一种“满足”了，当然，更是一种厌烦。

　　需提及的是，无论是哪一种快乐，园林的吸引确是一个重要因素。园外或乌烟瘴气，或歌舞升平，而至少在独属一人的园内，自身兴致使然的掌控皆可弥补大部分缺憾，他者难出其右。

　　三、“中隐”于市之艺术

　　（一）“大隐”与“小隐”

　　所有形态的隐都有一个共通的地方，即把个人和社会在某种意义上对立起来。在他们看来，社会上的政治权力以及人群会给他们带来威胁，这种威胁可能是对个人生命造成了威胁，也可能是威胁到了自身的德行的完整，但是，个人的力量又不足以对抗这种威胁或者改变这种威胁，因此逃避也就成了唯一可以选择的路。自古以来就有两种隐逸形式可供选择，首当其冲便是“大隐隐于朝”。

　　在朝为官，面对尘世的污浊、倾轧和钩心斗角却能保持清净幽远的心境，不与世争，不与世浊，唯享悠然自得的生活，谓之“大隐”。然而“大隐”之士实在少见，皇权的政治高压下，何以在党派纷争不断的朝野中安身立命？想必是难上加难，因而对于“大隐”成功的壮士，理应表示鼓励与赞叹。

　　所谓“小隐隐于田”，即是看破人生，亦可以理解为心灰意冷、解甲归田、超然于物外的人生态度。回归故里，种个几亩田地，将田园生活的体验发挥到极致。不得不赘述，此等隐逸太过消极，心中惦念着未酬的壮志，再纯净的溪流也难以净化斗争的心。

　　（二）“中隐”之道

　　不同于“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隐居在喧闹的市井中，视他人与嘈杂于不闻不见，从而求得心境的宁静，这是中隐。当然，着实需要一处闹市中的幽静之地成就此番隐逸，园林可谓最佳的选择。

　　身处园林之中的“中隐”，可谓妙哉！可于入朝前执樽游园，与鸟雀斗趣；亦可就着诗兴，身着朝服、泼墨挥毫。中隐出自禅宗，是一条保持人格独立、完善自身的道路，虽不见得两袖清风，却也称得上自得其乐，不积极进取以求荣达富贵，而是任运随性，真正做到心灵的放浪形骸，转而追求一种非贵非贱，处穷通之间的仕途生活，才是隐逸中的臻品。

　　（三）“中隐”的变形

　　很庆幸，费尽周折，终于在城市中寻得一片净土得以“中隐”。而既是市朝，总会氤氲权势的气息，隐于市的文人身处其中，难以闪躲。受到公共领域价值标准的评判，如此良策被公布天下，“中隐”已然不能算作明确意义的“隐逸”，而逐渐演变成暴露在众人眼光中的寡居。身居官位不作为，亦没有全身心投入自然的怀抱、心灵的虚空，势必遭到公共价值标准的嘲讽乃至倾轧，进而导致变形。官场恶霸也开始“中隐”，囤积居奇，大肆盗掠古玩字画怪石。最初的纯粹“中隐”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官宦们的“大展宏图”，曾经流淌着的清澈溪流变得污浊不堪。此等变形，着实令人扼腕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