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晚唐社会游宴之风对晚唐词“艳”风的培育

　　词滥觞于唐，其初直率清新，长于抒情。这时的词还只是萌芽阶段，真正蔚为大国则是中晚唐之后的事。中晚唐时期，基本上奠定了词为“艳科”的基调。欧阳炯在《花间集序》中宣布了词尚艳丽的宗旨：“镂玉雕琼，拟化工而迥巧；剪花裁叶，夺春艳以争鲜……‘杨柳’、‘大堤’之句，乐府相传。‘芙蓉’、‘曲渚’之篇，豪家自制。莫不争高门下，三千玳瑁之簪。竟富樽前，数十珊瑚之树。则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案香檀。不无清绝之辞，用助娇娆之态。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倡风。何止言之不文，所谓秀而不实。”这大概就是“词为艳科”观念的滥觞；而南宋张炎《词源·赋情》中所说的“簸风弄月，陶写性情，词婉于诗。盖声出莺吭燕舌之间，稍近乎情可也”则被认为是“词为艳科”的定论。而词的这种主流风格的形成，与它在晚唐的初期发展中舞裙歌板、倡优杂坐的宴席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中晚唐社会游宴之风的发展

　　中晚唐时期，社会生活正悄然发生着重大的变化。

　　首先是民间宴乐活动的盛行。安史之乱“惊破霓裳羽衣曲”，打断了全国上下的歌舞升平，迫使玄宗匆忙去蜀，大唐帝国的宴乐之风出现了二三十年的沉寂。德宗后期开始，朝廷继续对臣民行乐宴赏实行宽容与鼓励政策：“贞元元年五月，诏曰：‘今兵革渐息，夏麦又登，朝官有假日逰宴者，令京兆府不须闻奏。’”[1]629“（贞元）十四年正月勅：‘比来朝官或有诸处过从，金吾卫奏，自今以后，更不须闻奏。’”[1]630“（武宗会昌）三年十二月，京兆府奏，近日坊市聚会，或动音乐，皆被台府及军司所由恐动，每有申闻，自今已后，请皆禁断。”[2]“（哀帝）天祐二年三月敕：命宰臣文武百寮，自今月二日后，至十六日，令取便选胜追游。”[1]630德宗、穆宗、文宗、武宗，直到唐代最后一个皇帝哀帝，都一致实行鼓励臣民宴乐的政策，因此从唐代中期至于唐亡，民间的宴乐活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中晚唐的宴饮活动呈现出纷繁热闹的世俗化特征。穆宗朝的丁公著曾批评当时公卿大夫饮宴之放纵：“前代名士，良辰宴聚，或清谈赋诗，投壶雅歌，以杯酌献酬，不至于乱。国家自天宝已后，风俗奢靡，宴席以喧哗沉湎为乐。而居重位、秉大权者，优杂倨肆于公吏之间，曾无愧耻。公私相效，渐以成俗。”[3]可见中晚唐宴会歌妓就坐在筵席当中，不但以歌舞娱乐宾客，还充当席纠，行令罚酒，与公卿士子戏谑谈笑。这一格局与前代名士宴集的清雅是迥异的。民间的宴乐风也感染了宫廷，武宗幸教坊作乐，亦是倡优杂进，“酒酣作技，谐谑如民间宴席，上甚悦”。[4]这一格局打破了士子与歌妓之间的森严壁垒，拉近了他们之间的距离，给情愫的滋生提供了合适的土壤。

　　携妓宴游成为公卿士子中的流行风尚，每当和风丽景，或公务之余，卿大夫常常携妓狂游，宴酣终日。如宰相裴度携妓作修禊之游，“唐开成二年三月三日，河南尹李待价将禊于洛滨，前一日启留守裴令公。公明日召太子少傅白居易，太子宾客萧籍、李仍叔、刘禹锡，中书舍人郑居中等十五人合宴于舟中，自晨及暮，前水嬉而后妓乐，左笔砚而右壶觞，望之若仙，观者如堵”。[5]宰相修禊之游，招朝中名士同乐，还要载上妓乐，风光确实与前代不同。另外一些中下层文人、浮浪子弟，更是平康曲巷的常客，贵族子弟赵光远“恃才不拘小节，皆金鞍骏马，尝将子弟恣游狭斜”，并与孙启、崔珏等“恣心狂狎，相为唱和，颇陷轻薄”。[6]温庭筠更是经常与裴诚、令狐缟等狂游狭邪。孙棨《北里志》序中描绘了晚唐举子、新及第进士、三司幕府等各色人物与长安北里诸妓宴游作乐的盛况，《太平广记》记杜牧在扬州的妓游，“每重城向夕，倡楼之上，常有纱灯万数，辉罗耀烈空中，九里三十步街中，珠翠填咽，邈若仙境”。[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