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展示与多媒体手段刍议(2)

　　然而在杜威看来，将教育仅仅视为知识与社会习俗的简单延续是远远不够的。他写作此书的主旨之一，即在于强调教育之于社会进步的重要意义。正如他所说的那样，在固步自封的社会，在把维护已有的风俗习惯作为价值标准的社会，这种观点（即把成人所属的社会团体的精神灌输给未成年人，将此视为使未成年人赶上成年人的能力倾向和机智）基本上适用。但是这个观点并不适用于进步的社会。进步的社会力图塑造青年人的经验，使他们不重演流行的习惯，而是养成更好的习惯，使将来的成人社会比现在进步。[4]

　　这一观念是杜威看待教育与社会之关系的基本信条。对于博物馆教育而言，杜威的教育思想是具有实效的。要想把博物馆塑造为社会教育的重要场所，使之为社会进步作出贡献，就不能简单片面地来认识这里的所谓“教育”，将其仅仅视为现成的知识与经验的传授。

　　首先，杜威始终对二元论保持一种怀疑的论调。在他看来，诸如理论与实践、纯艺术与实践艺术之间的二元对立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他指出，这种区分往往会造成一种价值判断，让人们误以为一种事物高于另一种事物，从而潜在地形成不平等的观念。其次，要认识到，教育的目的在于进一步的教育，而不是满足于现有的知识与经验；而解决问题的目的也在于发现新问题，不断地发现新的解答方式。因此对于教育者（对于博物馆而言则是阐释者）而言，不存在任何终极的正确答案，这就要求教育者要不断地提醒学习者或观众，博物馆的阐释只是一种暂时的方案，学习者应不断地变换看待问题的角度，并始终注意阐释的开放性。第三，进步性的教育观念是普遍适用的，博物馆的管理者自身也具有学习的必要性，通过专业知识与业务素养的不断提升，才能保持博物馆在知识层面上的活力和吸引力。第四，正如杜威所强调的，“教育是生活的延续”，它来源于生活，也应回到生活中去。博物馆的教育不应成为象牙塔式的孤芳自赏，而是应保持与现实生活经验的深层次联系，使之不失去可贵的真实的活力和魅力。实际上，就艺术作品与现实生活经验、社会习俗之间的联系，英国艺术世家巴克森德尔早已在其经典著作《十五世纪意大利的绘画与经验》中作出了令人信服的阐释，而这本书中的内容就是对博物馆策展者如何设计艺术展览的绝好启发。[5]

　　二、学习型社会与自主型学习

　　如果说杜威的教育理论有助于我们从宏观的社会层面来审视博物馆教育的价值，从而思考如何摆正多媒体设备在博物馆中的位置，那么具体到设计与构思的层面，博物馆则需要以当今的知识与学习理论作为启示。实际上，学习理论与知识理论正是教育理论的两个主要领域。

　　首先，正如上文所指出的那样，博物馆的教育功能应放置在整个学习型社会的认识框架中方能澄清。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家弗里茨·马克卢普（FritzMachlup）早在1962年就已指出，当今世界经济形态已从商品型经济向知识型经济转化。如今，社会发展的驱动力或许仍然源自经济，但知识无疑是经济这台引擎的燃料。人们学习的原因早已不是迫于被动，而是出于主动的实际需求。而我们对学习的认识也已不再停留于“学什么”，而是去探讨“怎么学”和“为何而学”。

　　从理论上来看，学习可大致分为“被动”与“主动”型学习。长期以来，我们所熟悉和推行的是被动型学习，学习者自身如同容器，接收和记忆来自外部的信息。而主动型学习则注重学习的主观能动性，他根据自身的社会、文化、宗教与知识背景，对外部信息进行选择性的吸收，并加以分类、消化，在这一过程中，实际上已对信息进行了重组。在这种学习中，学习者自身的需求与兴趣占据了主导地位。同时，其自身独特的生活经验也在潜移默化之中对外部信息进行了重新阐释。

　　众所周知，中国的传统私塾式教育主要属于被动型学习，即通过背诵来强化学习者对既有知识的记忆。而西方文明自古希腊时代以来便具有的思辨式思维方式，使得主动型学习很早就得到了推广和普及。讨论两种学习方式孰是孰非并非本文意旨所在，但无需多言，主动型学习无疑更适应当今社会对个人素质的要求，也得到了更多的认可。

　　基于这样的背景，学习具有了高度个人化的特质，因为每个人的实际需求与知识背景都有所差异。针对这样的现实需要，博物馆需要及时调整其自身定位与展示理念。博物馆不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教育者，其与生俱来的精英主义色彩正逐渐为社会的平等精神所淡化。因此，策展者需要思考的不再是，或至少不仅仅是我想让观众看到什么，而是观众想要看些什么。在观展过程中，观众基于自身的兴趣、知识、文化、宗教等背景，选择喜爱的展品，并选择性地吸收消化各种展品信息。而在观看结束之后，他还将把这些已被重构了的信息带回到现实生活之中。因此，博物馆传统的封闭式阐释方式在现代社会的学习需求下显然是不够的。策展者必须将观众的年龄、知识背景、兴趣等因素纳入其考虑范围，并需要思考展览内容、展示方式与观众的生活经验、实际需求之间是否可能找到交叉点。总而言之，现代博物馆不再是灌输知识的课堂，为观众服务的观念不仅停留在各种硬件设施上，最关键的是要将“观众视角”融入展览设计之中。

　　三、建构主义与互动性

　　人类学家尼尔森·格雷本曾于上世纪70年代末断言，游览博物馆将成为一项重大的社会趋势，将成为后工业社会中休闲与工作的新景象：“休闲正在替代工作，成为现代社会人们生活安排中的核心内容。”[6]在博物馆事业较为发达的西方国家，这一预言正在或已经成为现实。显然，游览博物馆将学习与休闲融为一体，这种乐趣是其他的学习或休闲方式所无法取代的。

　　而另一方面，观众之所以乐于在博物馆中获取知识与信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直观性与开放性所带来的观览“乐趣”。博物馆在信息传达方面的这一特征，恰与知识理论中的“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概念相符合。与上文所述学习理论中的“被动”与“主动”两极相对应的是，在知识理论中也存在“外在的知识”与“建构的知识”这两极。[7]“外在的知识”即关于客观自然世界的知识，这些知识外在于学习者本身，他对这些知识的吸收必须是原封不动的，不容其主观的修改。“真实”是这些知识的唯一标准。而“建构的知识”则往往会经过学习者的重组和再阐释。在学习过程中，学习者会从自身视角出发，在一定的上下文中理解这样的知识，把这些知识整合到自身的知识框架结构之中，而这样的学习才是富有乐趣的。因而，此类知识的吸收离不开学习者的主动建构，而其学习手段往往是在一个开放性和多元化的语境中，让学习者自身寻找答案。学习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自我阐释的过程。

　　在诸多种类的博物馆中，除了自然与科学类博物馆之外，其余大量的博物馆都属于历史、文化与艺术的范畴。而对于此类博物馆而言，“建构的知识”正是它们所要传达给观众的。在这里，“传达”一词实际上并不确切，因为博物馆在此并不给出唯一的标准答案，而是提供一个开放性的信息空间和多种阐释可能性，从而让观众置身其中，各取所需，自问自答。在学习论中，与“建构的知识”相对应的就是自主性学习。合而言之，就是观众主动地、自由地将新的知识与已有知识相结合，搭建新的智性框架。就此而言，提供信息对博物馆来说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或许是为观众构建开放型的阐释可能性。博物馆并不是答案的提供者和知识的灌输者，而是思想和情感的催化剂。

　　因此，“互动性”（Interactivity）的观念就绝不仅仅是一个技术层面的问题。互动，就意味着信息交流的双方在地位上是平等的。观众并非是一张白纸，或一个容器，而是丰富的知识与情感的载体。互动性意味着让观众首先展现出，或意识到自身的文化背景，在此基础上与展品进行对话。因此，基于“自主性学习”与“知识建构”的互动性对展示方式的“开放性”就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互动的实质是让观众自己去发现，而这种发现除了对客观展品的信息吸收之外，往往更可能是对自身主体的再认识与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