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华不可见，北望意无穷(2)

　　二

　　溥儒自1949年10月离开大陆后，居台十余年，不改诵读之习，且多有游历。其后前往韩国、日本、泰国、香港等地，其纪行诗作一如王耀庭所言，虽多感怀而无怨言。兹将溥儒台湾时期的游观诗词分为居台、国外两目，分而探析之。

　　初抵台北，溥儒卜居于凯歌归招待所，卖文鬻画以自给。凯歌归原址即今中山南路圆环旁的国民党中央党部，日据时名为水交社，乃海军招待所。光复后作为东南行政长官公署招待所，改称凯歌归。国民政府将溥儒安顿于此，洵有礼敬贤达之意。然不久后，溥儒便于临沂街另觅住宅，此与其婉辞当局考试委员之礼聘有关。溥儒在台师大艺术系任教，广收门徒，于全岛多有游历。《寒玉堂诗集》中，便有吟咏乌来、新竹圆光寺、圆山、八堵、汐止静修庵、北县银河洞、草屯、金瓜石、宜兰太平山、大溪、野柳、大贝湖（澄清湖）、秀姑峦等名胜的诗词。整体而言，这些作品对景色的书写可归纳为三个面向。第一类作品中，台湾的风物往往令诗人回忆起大陆的种种。如《汤谷》云：

　　列嶂岹峣近斗牛。汤泉蒸气掩松楸。天边似见燕山月，夜照桑干浊水流。

　　日本和台湾都处于太平洋地震带，温泉较多。日据时代，泡温泉的风气更在台湾大为流行，至今不衰。然而，在这富于异国情调的环境里，温泉浓郁的蒸气却让溥儒联想起北京附近桑干河混浊的流水，他甚至怀疑这烟雾后是否有一轮明月，这边厢照耀着汤谷温泉，那边厢还照耀着故都。进而言之，在溥儒居台时期，不仅北京，睽违已久的整个大陆都成了诗人思念的故土。如《渡淡江》曰：

　　故乡离散隔烟尘。今日飘零渡此津。秋草不通南北路，青山送尽往来人。桑涧陌上思秦女，枫落江边吊楚臣。回首西峰读书处，蓬门寂寞长松筠。

　　看到淡水两岸的秋草、青山，诗人不禁遥思自己在北京西山的故居大概荒芜已久，论文范文同时也联想起秦地罗敷女和行吟泽畔的屈原。又如《瑞鹧鸪·月夜泛舟》：

　　雪点芦花起白鸥。片帆一叶画中游。王孙芳草伤心色，散作江南处处秋。天上月，水边楼。露凉云淡挂帘钩。空蒙不见山河影，望见山河影更愁。

　　在台湾过中秋，月下泛舟解愁，而那片秋色却令溥儒忆起江南。《招隐士》云：“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以久留。”而诗人身为旧王孙，看到秋夜芦花点点，却疑是春日芳草萋萋。复如《宿金瓜石客馆》：“万里天风吹落月，卷帘直送海门潮。”在金瓜石看到的海浪，诗人相信一直与钱塘潮水相连。又《澎湖》一诗：“何处剪断澎湖水，不隔关山百万里。”澎湖列岛在台湾岛以西，距离大陆更近。故溥儒化用了杜甫《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吴松半江水”的诗意，希望在艺术想象的世界中消解与大陆的地理阻隔。自然景观如此，人文景观更令诗人低徊。如《青草湖武侯庙》：

　　湖光树色远涵空。丞相祠堂在此中。寒食杜鹃啼不尽，春风犹似锦城东。

　　青草湖是新竹南郊的名胜，位于新竹市南郊，当中的灵隐寺祀有诸葛孔明。溥儒在暮春的杜鹃声中拜谒此庙，不由得想起成都的武侯祠，似乎听闻杜宇声声“不如归去”。考溥儒生平，似乎并未踏足蜀地，故此诗中的锦城，无疑是文化乡愁的语码之一了。

　　自康熙二十二年（1683）收复台湾至甲午战败，台湾在清廷治下达二百余年，清代的文化烙印每每可见。对于溥儒这位清遗民而言，这些烙印自然会勾起麦秀黍离之情，这是第二类作品的面向。如《过林少宰故居》：

　　陇上分秋色，谁知少宰家？渠荒鱼网碎，树古鹳巢斜。西浦无回棹，东渡罢种瓜。还怜门外柳，曾拂五云车。

　　林少宰即台湾望族板桥林氏的成员林维源，本为巨贾，又于光绪十六年（1890）出任太仆寺正卿。同治、光绪间，板桥林氏协助清廷大吏沈葆祯、刘铭传等抵御日军、抚垦后山。光绪二十年（1894），林维源更捐银三万两以襄助西太后六旬万寿。林维源在板桥的居所，即仿苏州留园而建，人称“林本源园邸”。因林家祖上忠于清廷，园邸的风格又引发溥儒的故国之思，遂成此诗。作品中，诗人对园邸荒芜、今是昨非作出一番感慨，最后归结于“五云车”上。所谓“五云车”，本指五色云旗的华丽车乘。而唐人王建《宫词》云：“金殿当头紫合重。仙人掌上玉芙蓉。太平天子朝迎日，五色云车驾六龙。”五云车此后成为天子仪仗及皇权的象征。而溥儒在此诗中，想象林氏故居前的老柳树枝，应曾挥拂过颁布圣旨的车驾。其对故清的留恋向往之情，沈郁婉约，溢于言表。此外，台岛的原住民也是溥儒人诗的素材，其《高山番》云：

　　构木栖岩穴，攀藤上杳冥。射生循鹿迹，好武冠雕翎。箭影穿云白，刀光照水青。圣朝同化育，嗟尔昔来庭。

　　对于台湾原住民，汉人习惯上将居住于平地、汉化已深者称为平埔族，居住于山间、汉化较浅者称为高山族。这首五律的前三联，将原住民羽冠射猎、穴居身捷、刀箭交映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而末联则感叹原住民从前对清帝的臣服捧戴，转入对清廷文治远播的怀念。“来庭”指四方蛮夷远道而来朝觐天子，典出《诗·大雅·常武》：“四方既平，徐方来庭。”据陈国强、田富达考察，早在康熙三十四年（1695）时，台湾知府靳治扬便为台湾、凤山两县的平埔族创办社学，“教海番童，彬彬有文学之风”。对于高山族，则在同治十三年（1874）开拓台东地方以后令抚垦委员兼任生番的教育事宜，仿《三字经》体例，以五言体编成教材，劝导生番革除陋习，移风易俗。如是种种政策，即可视为溥儒诗中“化育”、“来庭”之脚注。此外，溥儒思古之幽情，偶尔也因考察不周而有所错置。如《草屯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