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现代性的撬动力

　　【摘要】 20世纪80年代以降，来自亚细亚的大师们，以独特的银幕景观，以拙朴而不寻常的光荣，诠释了当代电影新势力的内涵。这是推崇人伦亲情，信守中庸哲学，坚持“主情主义”风格、大众主义路线，重视与自然相融的空灵、典雅的东方情致的电影。作为世界影坛的一种“逆生长”，亚洲新电影融汇着世俗化的儒教、佛教和道教观念，体现着“仁者爱人”、“慈悲为怀”的向善自觉，渗透着禅学的精神法则，不断揭示现实、讲述现实，在多重、骤变的社会矛盾中品味平凡生活的意蕴，盛开出了不依赖高科技画面的“绚烂的曼陀罗花”。作为世界电影格局中的“他者元素”、“多元景观”， 亚洲新电影建构了全球电影艺术的新平衡，这无疑是有利于环球影像“绿色生态”的营建的。

　　【关键词】 现代性；亚洲新电影；历史身份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进入后电影语境的当代电影艺术，异质影像的拼贴、各种类型的调用、多元化的表述策略日渐普遍，“沉醉于更为火爆的技巧炫耀”的当代电影在视觉中心主义的策动下，更为主动地和大众文化相呼应，成为弃绝深度模式的大众传媒艺术。这在好莱坞式大片主导的全球电影产业发展中显得很突出。美国电影理论家杨布拉德对此阐述道：“电影和其他电子影视工具已经使人类交流方式发生了根本革命，视觉图像的交流功能在人类社会中将变得空前重要。”既然电影作为新艺术初创的语境早已改变，电影表述方式日趋千姿百态，那么，电影艺术的推进、革新甚至革命，也就是必然的。那么，视觉镜像的这种骤然改变，是否一定代表着电影现代性探求的主要方向？世界电影是否真的存在着“主体性电影”——美国（好莱坞）电影、欧洲（艺术）电影和所谓“亚洲新电影” “三元竞争的格局”？抑或这其实是亚洲影人的一种文化想象？

　　全球化喧闹不绝，而三元竞争格局无疑是肯定的。

　　自20世纪80年代以降的风风火火的亚洲新电影，有许多“迷”等待人们去揭开，这是一片“大树茂密的森林”，引人瞩目的来自亚细亚的大师和准大师们，以独特的银幕景观，诠释了当代电影的一股新势力——第三势力，诠释了亚洲新电影拙朴而不寻常的光荣。

　　作为跃动的板块电影，其实亚洲新电影不仅仅是地域影像的概念，它也是一种文化身份、一套表达方式、一种精神语汇。在宗教的、民族的、阶级的全球化博弈变得日趋复杂的当下，认识电影就是认识历史，唯有决然走进我们所谓的新电影中，人们才能更深地看到亚洲的自我、亚洲的感触和亚洲的踌躇，并且明白：在现代性的强力撬动下，这里发生了什么和正在发生着什么。

　　一、盛开的诗性智慧之果

　　伴随伊朗电影《一次别离》摘得第84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和“最佳编剧”两项大奖，中国影片《白日焰火》获得第64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熊奖，全世界电影爱好者的目光一次又一次聚焦在身手不凡的亚洲导演身上。亚洲的质朴、亚洲的细腻和亚洲的醇美引发更为强烈的国际关注，“轻视”亚洲电影已经变成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作为新兴经济体最为集中的区域，亚洲文化土壤格外丰厚，在变革和崛起中，亚洲电影渐趋成为主流之一确乎是大势所趋。在执着的电影梦想追求中，敬业的亚洲影人从享誉世界影坛的台湾导演蔡明亮、印度“新概念电影之母”米拉-奈尔到香港鬼才导演彭浩翔、日本导演是枝裕和，从伊朗新锐导演巴赫曼·戈巴迪、中国导演姜文到日本新锐导演周防正行，他们无不以自身的勤勉和睿智不负众望，一尊尊别具风采的“亚洲新电影”造像油然而生，作为驰骋在亚洲银幕而为各国观众欢迎的电影艺术家，透过他们的电影，人们仿佛看到苍茫的亚细亚大地滚过阵阵春雷，看到横跨在变革历史时空的属于亚洲的如霞彩虹。

　　浓浓的意味，充满哲思的景观，走进亚洲新镜像，人们才会真正理解这辽阔的地域，感受亚洲的厚重、趣味和情怀，体味无与伦比的亚洲勇气和自信。的确，进入新世纪，世界影像期待新思维，人文大片期待新原点。亚洲新电影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是因为它们推崇人伦亲情、信守中庸哲学、“主情主义”的风格、大众主义的路线，重视与自然相融的空灵、典雅的东方情致，20世纪90年代末涌现出的文化游牧主义新思潮更进一步导引亚洲电影逐渐走出后殖民梦魇，更加坦然地呈现区域当代生活景观，在多元文化交叉点上重建身份认同，赋予民族性一种当下的阐释和视镜的表述，由此亚洲理所当然成为世界艺术电影的新产地。

　　作为显现东方风致的整一符号，亚洲新电影美学风貌的形成与东方地缘文化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东方地缘文化的核心是诗性智慧，它在总体上规定了亚洲影像追求诗性美学风格的逻辑基础。同时，亚洲电影以表现民族深层文化心理、展示本土体验见长，含蓄而内美，日本新电影就在当代的人生体验中融入传统的神道、禅宗、武士道及现代性主体意识等文化元素，显示出了隽永的意味，而伊朗电影、印度电影则在传统艺术美学当代化中，映现本土生活况味，显现出对现代艺术趣味的强烈呼应。

　　斑驳和蓬勃的亚洲新电影其实可以看作是世界影坛的一种“逆生长”。的确，伴随美利坚国力的强大，好莱坞电影在各国催生了一大批美式电影，相近的战争与爱情故事，可预知的生命遭际，似曾相识的镜头语言……在整个世界的银幕上，一种哲学、逻辑和感觉十分接近的“通用镜像”在逐渐形成，它甚至也直接影响着亚洲的“贵族电影”。当然，这是自然的，只要想想，曾经的“超级大国”俄罗斯竟也曾有过70%的影院在放好莱坞电影，就不难理解一体化的镜像为什么会如此迅疾地蚕食全球的大银幕。

　　然而，亚洲新电影的诗性兴起，划破了整体电影的规整，以芜杂、边缘和草根带来一股新鲜、别样的气息，展示了颇有意味的思考、颇具启示的经验。它的毋庸置疑的高关注度，依赖本土历史和文化的厚重博大，依赖躁动和变革的区域社会境况的审视目光，也依赖源源不断涌现的新锐导演的睿智不凡。正因为如此，亚洲新电影年复一年，顽强地“逆生长”！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剧的情势下，走本土化与国际化相结合的发展道路，在外在样式和内在意蕴两个方面，亚洲电影都以差异化竞争策略获取着独特风格的呈现，诗性之果累累。这对构建世界影坛丰富和谐的生态环境极其有利。特别是跨国界电影的制作，逼使亚洲一批跨文化、真正懂得镜像规律的艺术家加盟，整体影像的意蕴感陡生。

　　有人质疑亚洲新电影的基础——亚洲文化的整一性是否存在，亚洲新电影对普世价值的历史承载，是否充分？甚或，强调亚洲新电影的独特意义，是否是一种民粹主义？理由是：南亚、西亚、东北亚的哲学与宗教，具体说孔孟儒学和伊斯兰教、锡克教、印度教等隔阂甚深，而亚洲哲学、宗教与西方基督教的观念、理念也很不相同，再往深处说，意识形态立场的差异也导致“亚洲新电影”的思想、道德和信仰差异很大，鸿沟很深。例如，近年中国大陆经济快速发展，不少香港导演北上淘金，跨界合作频频，融入大陆政治美学，迁就内地生态的结果，是纯正“香港片”的消失，曾经风靡亚太的“岭南狂欢美学”不复存在。因此，我们今天要的不是什么崛起的“亚洲新电影”，而是以共同的人类价值克服区域的、宗教的、文化的隔阂，统一国际电影（包括亚洲电影）的追求，我们不要以“义和团”的方式对抗好莱坞，而是臣服，而是模仿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