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诸子引征孔子的方式及传播效应(2)

　　根据《任数》的记载，孔子也是有缺陷的，他不是圣人，他也有自己不可逾越的缺陷与不足。但恰恰是这种不足才更加真实，才将处于厄运之时孔子的悲惨遭遇与心理情况真实地呈现出来。

　　在追求道德修养的过程中，仁义之道、修身原则是孔子经常提及和践行的原则，对于孔子这一带有学派性质的标签特征，战国诸子也是做了很大程度地引征，儒家后学著作《孟子》《荀子》自不必说，其他学派也多有提及，真实地展现了孔子日常生活中的行事风格。在《庄子·天道》篇中，孔子往见老聃，而老聃不许，于是■十二经以说。老聃与孔子的一段交流如下：

　　老聃中其说，曰：“大谩，愿闻其要。”孔子曰：“要在仁义。”老聃曰：“请问，仁义，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则不成，不义则不生。仁义，真人之性也，又将奚为矣？”

　　仁义道德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从中可看出孔子是作为儒家形象出现的，是庄子对孔子真实形象的再现。

　　（二）色彩添加的孔子

　　战国诸子引征孔子是有自己的期待视野的，只有与自己观念主张相关的部分才会被提出来，他们在真实再现孔子的同时，也会给孔子身上“涂抹”一点他们喜欢的色彩。在这一引征中，孔子形象有了一定的改造，但基本上还是保持着儒者形象。

　　儒家在真实再现孔子基础之上对孔子做了一定的价值提升。《孟子》《荀子》两书中对于孔子的“累累若丧家之狗”的狼狈情态完全没有提及，所引征的多是孔子的至妙言论与尊礼行为，对于孔子，《孟子》《荀子》是“高山仰止” 的态度。《孟子·公孙丑上》集合了子贡、宰我、有若对孔子的评价：

　　宰我曰：“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子贡曰：“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有若曰：“岂惟民哉？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泰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

　　孔子嫡传弟子对孔子的评价是非常高的，认为孔子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圣人，其高远之德行是尧舜等圣帝都无法比及的。孔子弟子的言论，孟子悉数接纳，自己也明确提出“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推崇孔子之情无以言比。

　　其实，孔子自己都说过“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孔子的学生认为孔子是“圣人”，但孔子自己则认为自己还不能算是圣人。

　　与孔子理念有不同的学派则会在孔子身上打上一些自己学派的影子。《庄子》引用或打造了一些孔子师徒或者孔子自己的言论，这些言论有儒家本身的理念，但这些理念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孔子与老聃的对话，在《庄子》中多次出现，这其中有着不同的情状。《天运》记载了一则孔子向道家思想转变的故事，孔子认为自己久习诗书，却不见用于诸侯，便向老聃陈说“人之难说也，道之难明”的苦闷，老聃听后说了一番开解孔子的话语，孔子听后三个月没有出门，再次去见老聃之时，孔子说话已经带有老聃的口吻了。

　　经过先秦诸子不同程度的色彩添加，孔子形象已经开始变样，或者地位价值被提升，或者精神境界有了改变。在这样的引导之下，对于孔子的再造工程愈演愈烈。

　　（三）彻底颠覆的孔子

　　战国诸子对于孔子的改造，从最初的色彩添加慢慢地成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百依百顺地由着诸子替他涂抹、装扮起来”，于是便出现了多个孔子，道家的孔子、法家的孔子等等。这时的孔子只是一个孔子的皮囊，说的是完全与他无关的话语。

　　道家学派引征的孔子完全是一派道家口吻，如果将孔子的名号换成其他人，一点都不会影响阅读效果，完全扫除了人们阅读时孔子儒家学派的前理解。道家学派在引征改造过程中，还在人物精神境界的层次方面做出某些调整，《大宗师》阐释了道家重要的“坐忘”术语，这一术语是通过孔子与颜回来进行阐释的：

　　颜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谓也？”曰：“回忘仁义矣。”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忘礼乐矣。”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曰：“何谓坐忘？”颜回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智，同于大通，此谓坐忘。”仲尼曰：“同则无好也，化则无常也。而果其贤乎！丘也请从而后也。”

　　最初孔子还是作为颜回的老师出现的，认为要提升精神，便要将儒家尊崇的仁义、礼乐忘掉，这不是儒家的孔子形象，而且后来在颜回提出他“坐忘”之后，显然孔子已经落了一个层面，师生关系颠倒了。这便是道家齐一万物理念的体现。

　　法家学派对孔子的改造也比较彻底，孔子在《韩非子》中也变为了真正意义上的法家人物。《内储说上·七术》记载：

　　殷之法，刑弃灰于街者。子贡以为重，问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夫弃灰于街必掩人，掩人，人必怒，怒则斗，斗必三族相残也，此残三族之道也，虽刑之可也。且夫重罚者，人之所恶也；而无弃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而无离所恶，此治之道。”

　　商朝有法制规定处罚在大路上丢弃灰烬者，子贡认为这种刑罚过于严重，但孔子则认为这是懂得治理国家之道，是避免大争斗出现的有效途径，即“刑用于将过”。这时的孔子已经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法家人物，充分肯定法家的重刑主义，用严格的刑罚制度来规定人们的行为。

　　《韩非子》中收录的孔子用法家口吻说话的例子还有很多。之所以出现大量的改造，应当与韩非子的学术来源有关系。韩非子师从荀子，荀子的政治理念已经不是孔子时期的理念，而是经过了一番改造之后的儒家思想。荀子认为人性本恶，为了控制人与生俱来的恶欲，他提倡隆礼重法，为了确保社会稳定，礼的遵循必须要诉诸于强制性执行，认为只有尊礼重法才能称王称霸，“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其实，孔子提倡的“礼”本身就是一种秩序，一种等级规定，经过荀子的改造之后，“礼”与法家的“法”之间的距离便近了，因此孔子在《韩非子》中被很微妙地“换脸”了。

　　三、传播效应

　　战国诸子大量引征、改造孔子，借助孔子的影响提升本学派学说的说服力度，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其实，这一实践是一种互惠双赢的举动，孔子在被诸子引征、改造过程中也是受惠的一方。

　　顾颉刚在《春秋时代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中提及：“各时代有各时代的孔子，即在一个时代中也有种种不同的孔子呢。各时代的人，他们心中怎么想，便怎么说，孔子的人格也就跟着他们变个不歇。”顾颉刚的论说是从读者的心理期待及个性特色来说的，其实，读者的接受也是有着前理解的，前理解是在历史积淀的潜移默化中形成的。中国各个时代人对孔子的不同认识是在前人的认识基础上形成的，柳诒征在其《中国文化史》中说过：“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之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即使自今以后，吾国国民同化于世界各国之新文化，然过去时代之于孔子之关系，要为历史上不可磨灭之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