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精神的双重叙述及多维意义(2)

　　《青春绝版》的“青春学堂”一节中，林明清阿訇不仅承担着经堂教育的重任，而且写下了具有思想高度的“知识哪怕远在中国，亦当求之”{13}的圣训，在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驱使下做出了对俗性社会的神性观照，力求达到先哲穆罕默德所说的“学者是众先知的继承者”{14}的宗教本源性高度。在《月亮是夜晚的一点明白》中，最具启示性的是“别无选择”一节，王智斋阿訇对民族和宗教的认识超于常人，他对民族有着更深的觉悟和体认，他的《关于本民族的现实和未来的思考》一文，对自律自省、比较和创新三种精神进行了高度提炼，体现了对民族和宗教的哲学思考。他不仅是真、善、美的化身，更是真、善、美的播撒者；他不仅是宗教知识的传播者，更是身体力行的实践者；他的身上不仅承担着传播和教育民众宗教知识的责任，更承担着探求民族出路的重任。

　　概言之，查舜对阿訇形象世俗情怀的不断演绎，使马存惠、林明清、王智斋的艺术形象呈现出一种阶梯式的成熟状态，这是人物形象的成熟、认识的成熟和艺术的成熟，到王智斋阿訇时则达到了一定的哲学高度。母族的发展对于他们而言，任重而道远，故他们在纷繁的俗性生活中呈现出了焦灼的生命姿态，他们不仅是伊斯兰文化的负载者和传承者，也是民族精神、人格品质的引领者和诠释者，更是民族命运的思考者和探求者。于此，查舜也对自己长时背负的“超负荷的民族责任感”{15}做了艺术的释放。

　　三、双重叙述的多维意义

　　当代“文化诗学”对文学研究的启示在于，文学研究不能局限于文本解读，而是要在文学文本解读的基础上，超越审美批评和形式批判的局限，贯通“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探讨文学文本的多元历史文化意义。就此而言，查舜小说对阿訇形象的双重叙述正体现了文学、文化、历史的多维意义。

　　首先，从文学史的一般性规律而言，文学的现代性是世俗化与神圣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即“祛魅”与“含魅”相互碰撞、融会共进的过程。1990年代“含魅”叙述的回潮是对几十年来因“祛魅”叙述而导致的文学反映论的极力批判，也反映了文学艺术宗教情怀的回归。宗教借重于文学之审美特性，使其宣教活动更具象、感性和通俗，因而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文学受宗教形而上内涵的融渗，则具有了追问灵魂的深邃和究其本来的境界，从而提升了文学品味。

　　萨义德在《东方学》中研究的“想象的东方”{16}使整个东方处于一种被压迫、被抑制的状态，如何“解构”这种西方传统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是当务之急。把同样的问题缩小到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我们的文学也经历了类似的焦虑。再缩小到西部，西部文学也难逃此劫，整个西部文学在“异域文化想象的遮蔽中”{17}难以走出，无法成为西部世界的真正发现者和表达者。回族文学作为西部文学的一员，因其独特的历史成因更是如此。在强大的“文化霸权”和“权力话语”中，如何突出重围，超越自我，如何实现从边缘到中心的转变，对回族文学而言，显得迫切而艰难。

　　少数民族作家必须在自己民族的历史中挖掘最具文学表达效力的基因，善于从人物形象、思想理念、叙事模式等方面创新，从而使民族文学不仅有丁帆所说的“三画四彩”{18}的美学风格，也有赵学勇所说的“西部精神”{19}，最终完成对民族精神特质的美学审视和灵魂的艺术重铸，以便提升民族文学的艺术质味和核心竞争力。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普列汉诺夫曾说：“任何一个民族的艺术都是由他的心理所决定的，它的心理是由它的境况所造成的。”{20}作家鲍义志也曾说：“作为一个民族作家，如果缺乏同家乡父老兄弟姐妹那种浓烈的、息息相通的、休戚相关的情感，最终将一事无成。”{21}就当代回族文学而言，自张承志和霍达以来，众多回族作家从不同层面展现了各自对母族文化的深刻理解，也对回族民众从日常生活到精神信仰进行了精彩描绘。而阿訇作为整个穆斯林生活中的神职人员，作为整个伊斯兰文化的承载者和传承者，他身上也最具回族文化的精髓，所以理应成为回族作家书写的具有文化符码的头号人物。尽管包括查舜在内的当代回族小说家在其创作中对阿訇有不同程度的塑造和叙写，却并未使其成为当代文学人物画廊中引人注目的精彩系列。因此，可以说，当阿訇形象成为不朽的艺术典型出现在中国文学中，那便是回族文学的繁盛之时。只要作家们怀着这样的一种文学史意识和问题意识艰苦创作，必将促进和繁荣回族文学、少数民族文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学。

　　其次，回族因其独特的历史而成为一个先天丧父、少年丧母的民族，先天失根使其长期处于一种寻家与还乡的生命进程中，近千年的漫长历史使他们在伊斯兰文化与儒教、道教、佛教及基督教多种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中形成了自己特殊的回族文化体系。在谈到西部人的存在状态时，丁帆说：“一言以蔽之：在路上。”{22}与其说这是西部人的存在状态，还不如说是回族的存在状态更真切。马丽蓉说：

　　一代代回民的“on the road”，便在他们的身上鲜明地体现出以“路”为本色的“路文化”，这和以“家”为底色的中国传统“家文化”形成了比照与互补。因此，较之维、哈族作家，回族作家创作本身就更具文化的典型意义。因为他们的创作实际就是操汉语进行的一项伊、汉文化相撞互融的精神劳作。甚至可以说，维、哈族作家的创作更具异族异域性地填补民族文学题材空白的意义，而回族作家的创作则更具中外文化联婚结亲的参考价值。{23}

　　丁俊将回族文化的核心理念概括为“八观文脉”，{24}即：认主独一的宇宙观，两世吉庆的人生观，爱国爱教的政治观，中正和谐的社会观，乐善好施的伦理观，自强不息的生活观，与时俱进的发展观，外清内洁的卫生观。这一方面指出了回族文化的成因根源，另一方面也概括了回族文化的特色。在当今极具复杂性的文化语境中，如何正面、积极地宣扬伊斯兰文化，实现多民族文化的和谐共存，应是包括阿訇在内的知识界必须担负的重任。因为阿訇们不仅是伊斯兰文化的继承者，也是其他文化的吸收者，更是回族文化的践行者。只有以阿訇为领袖，带领全体穆斯林共同发展，回族文化的兴盛才指日可待，回族文化才有可能在历史的浊流中不被淹没，才能做到文脉的真正不绝，才能实现“一脉文心传万代，千古不变是真魂”{25}的文化理想。

　　面对民族命运的重重困境，作为民族精英，作家更表现出深层的文化焦虑，他们试图通过文学的方式极力摆脱本民族被“他者化”的历史险境，于是便创作出了思想丰富的文学作品，塑造了高大的人物形象。顾祖钊说：“形成一部伟大作品的原动力，往往是萦绕作家心头的深刻焦虑，即‘文化焦虑’。”{26}“世俗化、现代化、民族主义、宗派观念和伊斯兰文化的多元化是全球化背景下影响当前中国穆斯林发展的主要因素。”{27}这就意味着阿訇们在全球化背景下又面临新的挑战和使命，加之当下贯彻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语境，阿訇的知识结构、思维模式、人文素养的全面提升更显迫切。当今阿訇应该像马存惠、林明清和王智斋阿訇一样，认清历史，明辨现实，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以德才兼备的人格魅力影响他人和社会。不仅要带领穆斯林从事各项宗教活动，而且要积极倡导穆斯林学习各种形态的文化知识，同时还要积极宣传和贯彻党和国家的各项民族政策和其他国策，始终与党和国家保持一致。只有这样，阿訇们才能真正“成为创建和谐社会的促进者”，{28}才能真正把“爱国是信仰的一部分”的伟大圣训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