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精神的双重叙述及多维意义

　　摘 要：在当代回族小说家中，査舜以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对阿訇形象进行了双重叙述。一方面是对阿訇身上精神层面的赞誉与刻绘，以达到对民族精神的神性叙述；另一方面是对他们世俗性的展现，以完成对民族精神的世俗观照。作家对文学母题的深沉卓思与民族命运的深刻焦虑便熔铸于此，由此，双重叙述便具有了多维意义。

　　关键词： 査舜小说 阿訇形象 神性叙述 世俗观照 多维意义

　　“阿訇一词源于波斯文AKhund，意为教师、学者。在中国，是伊斯兰教宗教职业者的通称，其职责是替圣传道，领导穆斯林从事宗教活动，颇受穆斯林的尊敬和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1}总览查舜的小说创作，从最初的《月照梨花湾》到新作《局》，都给我们呈现了丰富的文学艺术世界。他以生命的全部真诚和强烈的民族责任感竭尽全力地书写着他所熟知的生活，用心灵刻写着自己对生活、生命、民族、信仰等文学母题的体认与思考。然而对阿訇形象的双重叙述，不仅使文本具有浓烈的伊斯兰文化底蕴和色质，而且也展示了回族人民在伊儒文化的长期哺育下形成的独特精神和人格品性。作家以文学的宗教情怀传达了对人类的终极关怀，这种终极关怀对民族文学乃至中国文学的丰富和发展不无启示，同时也具有文化诗学的研究价值。

　　一、民族精神的神性叙述

　　杨继国在《回族文学创作论》中指出：“民族精神是指民族文化传统中的核心和高级层面，是民族发展中的精微的内在动力，是指能够维系、引导和推进一个民族发展而不溃败的那个精神力量。”{2}阿訇是穆斯林信仰的指引者、精神的担当者和文化的传承者，对他们进行神性叙述，即对他们精神层面进行赞誉与刻绘，正是为了展示回族民族精神的独特性。马丽蓉说：“俗性生活的神性烛照，不仅是文学的内容，更是人类生活的本真。因为文学原本就该是超越于俗性生活之上的一种艺术载体，文学需要神性负载，生活更需要有神性光辉的文学来陶冶与教化。”{3}查舜倾注心力用具有神性光辉的文学来陶冶与教化苦甲天下的西海固的俗性生活，但具体到每一个文本中，这种神性色彩的承载者因他的族别、信仰、经历而水到渠成地落到了阿訇的身上。换言之，查舜通过对阿訇形象的神性叙述完成了对俗性生活的神性观照，从而在提升了作品的哲学高度和艺术深度的同时，也增添了浓厚的伊斯兰文化特质。

　　在《穆斯林的儿女们》中，查舜采用一贯的倒叙手法以马存惠上寺参加开斋节的礼拜仪式起篇，又以马存惠和海文给老队长上“消夜”坟作为结局，作家这种独具匠心的具有神性色彩的结构设计使文本蕴含了伊斯兰的文化意蕴。在结尾，马存惠看到头上的弯月时，作家这样写道：“啊，她肯定是安拉派来的那位圣人的玉一般的臂膊，那中间鼓鼓的是他憋足了的劲，那个美妙的弯月，是向世人，向他马存惠发出的最有力的召唤，让他超脱世俗，让他飞向宇宙的永恒！”{4}新月“好像是享福、欢乐、新生的标志，或者是壮大中新宗教的表示”{5}。“在回族作家的心目中，太阳是俗性的喻证，月亮是神性的比附。”{6}对马存惠隆重的“穿衣”仪式的大篇幅刻写，不仅是作家渲染回族精神文化的必需，更是为了成功塑造马存惠阿訇形象使然。可见，作家通过“礼拜”、“上寺”、“月光”、“消夜”坟、“穿衣”等一系列具有伊斯兰文化意味的意象，成功塑造了马存惠阿訇的形象，完成了对民族精神的神性叙述，凸显了回族民族精神的本质属性：清洁精神。所以，把这种神性叙述视为“与显性线索（阶级斗争）相对的隐形线索（归于真主）”{7}的论断不无道理。

　　在《青春绝版》中，“沙枣花开”一节对林明清阿訇讲求知瓦尔孜课和他送给吴玉成一双鞋等细节的叙述也颇具神性色彩。林明清阿訇怀着极度虔诚的心态不断地修身炼心，不仅受到坊上穆斯林的尊敬和爱戴，他的一件俗性物件（鞋）更被坊民赋予了神秘的韵味。在“起起落落”一节中，林明清阿訇负责主持让他既爱又恨的吴玉成的整个葬礼，这段情节在给文本增添浓烈的伊斯兰文化风韵之余，也通过林明清阿訇的形象，彰显了回族宽容、大度、勤劳、睿智的精神特质。在作家“最自觉、最认真、最投入”{8}的长篇《月亮是夜晚的一点明白》中，对阿訇形象的神性叙述着墨更多，诸如引子中对李哈吉大阿訇的叙述；在“不是美梦”一节中念亥庆时的大赞的细节和念尼卡哈的情节等。然而更具有深意的细节是，当吴成章反省自我后，找到的诉说对象恰是被迫害的王智斋阿訇，这样具有喜剧反讽式的精心设置，足以反映出阿訇在民众精神领域里的崇高地位。回族在“两世并重”价值观的导引下，既要劳务今世，又要兼修后世。今后两世的支撑精神便是伊斯兰教的清洁精神，最能搭建今后两世之间桥梁的人便是阿訇等神职人员。因而吴成章只有向王智斋阿訇诉说心肠，才有可能洗清种种罪孽，以清洁的身体和心灵归顺真主，迈向信仰的天国。

　　二、民族精神的世俗观照

　　阿訇作为穆斯林中的神职人员，既是民族的标杆，又是精神的旗帜，为穆斯林提供精神指引。同时，阿訇作为穆斯林世俗生活中的一员，自身也有世俗性的一面，他们以独特的价值理念、人格修养、思维方式为共同体的世俗生活提供了价值支撑，使穆斯林的生活更加美好，生命更具德性，人生更为充实。查舜对阿訇形象世俗情怀的种种叙述，其实质是想达到对民族精神的世俗观照。

　　《穆斯林的儿女们》中，在“养猪”事件上，“马存惠义正辞严地呼吁所有的朵斯蒂（朋友），他说，侮辱比杀戮更恶劣。”{9}马存惠身上体现了强烈的民族自尊和清洁精神。作家视马存惠为整个民族的楷模和引路人，他必然要替普通大众捍卫民族的自尊和精神。《月亮是夜晚的一点明白》中对王智斋阿訇“养哼哼”细节的描写亦如出一辙。马存惠被平反后的庆贺场景，作家以渲染的笔墨直接告诉我们，阿訇在穆斯林日常生活中的地位和声望远高于大众。结尾，马存惠在上完“消夜”坟后的伫立中发出了意味深长的感慨：“千句捆成一句说，那便是渴望世人多多化干戈为玉帛，那便是希望以前人损人的日子不要再变着样样儿来。”{10}作家将自己对多灾多难的母族现状的焦虑与忧患转化到作为精神向导、人格楷模的马存惠身上，以便完成“作者的‘第二自我’”{11}。查舜自己谈到马存惠时曾说：“他是很有宗教感情、生活阅历和雄心大志的基层农民的典型，也可以说是宗教信仰、传统文化、生活经验、生存智慧方面的代表，于是就有了那么多的坚定不移、心明眼亮、循循善诱和悲悯情怀。”作家对马存惠阿訇世俗情怀的叙述，不仅从侧面讲述了当代穆斯林儿女们的成长史、奋斗史和血泪史，而且表达了他对本民族历史、现实、未来的久远思考和深切关注。因此，诗人何克俭说：“在马存惠的身上，凝聚了作家对阿訇这一角色的深刻认识和审美理想。”{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