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电影中农民工形象的变迁与话语建构(3)

　　繁荣时期（2005—2014）

　　在2005年到2014年的十年间，农民工电影的创作进入了繁荣时期，在这一阶段中农民工的形象变迁和话语建构都发生了两次大的变化。第一次是农民工的形象不再是边缘者，而呈现出融入者的姿态，话语建构也从沉默向对话转变。这主要是因为国家加大对农民工的关注，为农民工排忧解难，农民工的生存境遇发生明显改善。此时农民工电影不再以底层的苦难叙事为主，创作者的态度也更加的温和，他们注重讲一个好故事去表现农民工通过自己的辛勤工作和自强不息融入城市，与城市进行对话。虽然此时一些第六代导演依旧保持现实主义路线，去表现农民工边缘人的生存状态，比如《三峡好人》《苹果》《日日夜夜》，但是这些电影已经无法改变农民工在电影中的融入者和对话者的形象。

　　《碗儿》中来北京打工的碗儿，由于自己的细心和勤奋承包了饭店，自己当上了老板，在北京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民工律师大圣》中有农民工晋升为企业的管理者，《所有梦想都开花》的林芳兄妹，其人生价值得到全面提升，《梦想就在身边》的谭大东，刻苦钻研，精益求精，最后出色地完成了“鸟巢”电器安装的任务。《疯狂的石头中》中三个大盗，虽然仍旧属于农民工，但是他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已经和之前电影中的农民工形象有很大差别。这一阶段农民工在电影中完成了一次很大的转变：他们的形象从之前的边缘人转变成融入者，话语建构也从失语转变成对话。农民工电影中农民工的形象变迁和话语建构在繁荣阶段农又发生了第二次转变：从融入者变迁为新市民，话语建构也从对话到确立自己的话语权。

　　创作特点

　　1、商业元素融入

　　农民工做为滑稽可笑的喜剧人物进入电影，成为一些商业电影的主打的特色。比如《鸡犬不宁》中的马三，刘冰，《疯狂的赛车》里的耿浩，《落叶归根》中的老赵，《疯狂的石头》里的三个盗贼。在这泄影片中，农民工不再是苦难的代表，而是一群小人物在尴尬处境下的滑稽表演。商业化的融入虽然使农民工充满恶搞，噱头和煽情，导致了影片人文关怀的深度下降，但是它却促成了农民公形象的变迁和话语建构。

　　2、规避现实，浓厚的乌托邦色彩。

　　在这一阶段中虽然电影中的农民工形象变迁和话语建构出现了两次大的变化，但是却带有很强的乌托邦色彩。由于农民工电影创作的主体是第六代导演，这一群体现在的拍片环境已比从前宽松了很多，再加上他们已进入不惑之年，已经没有了当年的犀利与锐气，趋于平和与稳重。最重要的是他们现在强烈的表现出与观众对话的心态，所以尽量规避现实，去讲一个好的故事来迎合观众。但是现实中农民工真的从边缘人转变成融入者，进而成为新市民了吗？他们的话语权真的从失语到对话，进而话语权得到确立吗？如果是的话，这里面也许带有精英主义的理想色彩。

　　通过对四个阶段的分析和研究，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电影中农民工的形象变迁和话语建构在这四个阶段中既有趋同，又有差异。呈现出缺席者，边缘人，参与者，新市民的变迁，如图（1）

　　话语建构大体上呈现出失语，沉默，对话，最后到话语权的建立，如图（2）。农民工形象的变迁与话语建构的趋势具有相似性，都呈现出上升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的35年里，电影中农民工的形象变迁经历了从缺席到边缘者，再到融入者，进而成为新市民，话语建构也从丧失到沉默，再到对话，进而确立自己的话语权。在这过程中，农民工的边缘者形象和沉默的话语状态持续的时间最长，这也和现实中农民工的真实处境相吻合。最后农民工在电影中的形象变为新市民，话语权也得到确立，虽然这一表现有规避现实和乌托邦色彩的嫌疑，但这确实在表明我国农民工的地位在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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