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电影中农民工形象的变迁与话语建构

　　【摘 要】近三十年多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出现了一个新的社会群体—农民工，他们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他们却是最容易被忽视，被遗忘的群体。电影中第一次出现农民工的形象是在1982年，他们的形象在电影中经历了缺失者，边缘人，融入者，新市民的变迁，话语建构也经历了丧失，沉默，对话，到最后的确立话语权。本文试图将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电影的创作以每十年为一个阶段，共四个阶段，通过研究各个阶段的影片以及创作特点来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电影中农民工形象的变迁与话语建构。

　　【关键词】电影；农民工；形象；话语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推进，出现了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农民工。他们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奇迹输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为社会创造了巨大的财富。然而他们用双手改变了城市的面貌，改变了我们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却没有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们仍然拿着极低的工资收入，干着脏、苦、累的工作，基本没有福利保障，总是随意而漫长地加班。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农民工在我国经济建设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同时电影工作者也将目光投向农民工。从1982年的《陈奂生进城》，电影开始关注农民工，而且在经历了第四代导演、第五代导演、第六代导演对农民工的关注后，农民工在电影中的形象变迁和话语建构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本文主要研究1978年到2014年这35年关于农民工的电影，在这35年里，农民工电影的创作以每十年为一个阶段可分为初现阶段（1978—1987），低潮阶段（1987—1996），崛起阶段（1996—2005），繁荣阶段（2005—2014）。根据划分的这四个阶段，我们将通过分析总结各个阶段的影片以及创作特色来研究电影中农民工形象变迁与话语建构。

　　低潮阶段 （1978—1987）

　　1978年到1981年的4年，属于低潮阶段的前期，在这一阶段电影中对农民工并没有进行关注，农民工一直属于失语状态。这是因为当时影视创作的主体是第四代导演，第四代导演的创作特点更多地是挖掘和寻找民族的历史底蕴，呼唤人道主义的回归，反思文学和伤痕文学是这个群体的主流。这个群体也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纪实美学，但是这个群体的现实主义是在规避现实之后对现实的捕捉，是一种诗化的纪实美学。再加上当时农民工群体刚刚产生，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关注，所以很难进入影视作品。

　　1982年到1987年的五年，属于低潮阶段的中后期。在这阶段里，尤其要提的是1982年产生的《陈奂生上城》，这部电影开启了农民工电影创作的先河。本片主要讲述的是憨厚老实的农民陈奂生曾经和县委书记吴楚有一段交情，就是因为这一点，大队领导让他去队办工厂当采购，陈奂生不好拒绝，勉强上任进城。陈奂生是在茫然无知的情况下进城的，然后在这过程中发生了一系列的故事，此时陈奂生的身份是被动的，含混的。在这之后又出现了十多部表现农民工的电影，比如吴天明的《人生》，颜学怒的《野山》，齐兴家的《街上流行红裙子》等。在这些作品中农民工的身份处在模糊和不纯粹的状态，他们基本上属于边缘人和沉默着，只是主人公的陪衬与点缀。

　　《街上流行红裙子》，是由齐兴家导演的一部作品。讲述的是从农村来的女孩阿香，为了怕别人讥笑自己是农村人，在个体户那买来漂亮的新裙子抬高自己的身份。当她被发现时，阿香放声痛哭，说出了自己的痛苦。而剧中的陶星儿却是一个先进模范，多次的关心和帮助阿香，阿香的出现只是为了衬托陶星儿是一名识大局，技术好的劳动模范。影片并没有真正的去关注阿香真实的情感需求和生存处境，而是把阿香做简单性的道德批判，我们在这部电影里看到的不是一个活生生的阿香，而只是一个符号化的落后形象。这一阶段中虽然农民工形象已经进入电影，但是导演并没有把创作中心放在农民工身上，他们仍然是毫无话语权的边缘人。

　　创作特点

　　1、多重身份的农民工

　　农民工电影在初现阶段的中后期的创作特点首先是身份的不纯粹性，主人公在剧中一般都具有多重的身份。比如在吴天明的《人生》中，男主人公高加林既是知识分子又具有农民工的特征。在《陈奂生上城》中男主角陈奂生的农民工身份也是模糊和含混的，他进城采购时就属于农民工，但是呆在农村进行务农时，他又不具备农民工这一身份。但是他们无论是以哪一种形象存在，在剧中总是卑微和微不足道的，所以他们成了沉默的边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