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市民化能力初探(3)

　　（三）制度保障能力。除了主观上要具备相当的经济基础和城市适应能力外，农民市民化能力还要受外部客观条件的制约，在市场条件下，政府的制度供给是否充分与得当是限制农民市民化能力最为重要的客观因素，对农民市民化全程实行制度供给是强化市民化能力的客观保障。结合市民化实践，可以认为制度保障能力的大小主要受两种类型制度影响，即退出制度与进入制度。

　　1、退出制度。农民向市民的转变，首先是农民从其祖辈生活的农村迁徙出来的过程，这一撤出进程需要克服来自经济、社会与心理等方面的冲击，因此提供农民从农村退出的制度支持，显得非常必要。退出制度主要可以为农民离开农村与农业，转变身份解决后顾之忧，具体包括农村土地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农地制度改革既要利于农民从土地脱离，也要便于为农民提供一定的经济来源，其核心内容应该是土地产权的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是当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被摒弃后，为进城农民构筑的安全网，其覆盖养老、医疗与就业等多个领域，确保了农民可以在市民化后具有基本的生存能力。

　　2、进入制度。农民进入城市并真正转变为市民，需要极力避免“非国民待遇”，甚至需要在其进入的初期享有一些优惠政策，这要求政府完善农民转市民的进入制度，促使农民尽快融入城市，具体包括户籍制度、就业制度以及教育培训制度等。户籍制度是农民市民化要迈过的第一道门槛，也是起点不公平的主因，改革捆绑了诸多福利的传统户籍制度成为提升市民化能力的重头戏。另一方面，就业及教育培训制度的完善则能够消除农民在就业过程中遭遇的歧视，提高其就业能力，改变农民工进城后主要从事脏活、累活的不利情形，既能改善其经济状况，也让其获得更大的晋升空间与足够的社会尊重，这无疑是强化农民市民化能力的现实要求。

　　四、结语

　　农民市民化是城镇化与工业化推动的必然的人口迁徙过程，这一过程成败的关键在于农民市民化能力的高低，因此对农民市民化能力进行客观评估并制定有针对性的对策成为我国顺利推进市民化进程的必然要求。本文通过构建市民化能力的评估框架，对市民化能力的内涵作了初步界定，为描述市民化能力现状，进行市民化能力评估提供了理论依据。从对市民化能力的系统分析中，我们发现农民市民化能力是一种包含经济、社会、心理与制度因素在内的复杂的能力集合，这也为提升农民市民化能力指明了方向，有利于制定与完善相应对策。

　　当然，农民市民化在不同地域、不同时期与不同的制度环境下会具有较大的特殊性，而农民个体的差异性更为迥异，因此本文设计的评估框架只是提供基本的思想，而具体在进行市民化能力的评价时，需要结合特定情境因时因地做出调整，既可以在评估框架中增添新内容，也可以剔除一些次要因素。

　　主要参考文献：

　　[1]徐建玲.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度量：理论探讨与实证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08.9.

　　[2]罗恩立.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

　　[3]黄锟.城乡二元制度对农民工市民化影响的实证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