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市民化能力初探(2)

　　（三）农民市民化能力分析框架的设计。根据对农民市民化能力的含义所作出的界定，遵循上文提出的几点基本准则，我们从主客观两个方面设计三个基本维度来建立农民市民化能力分析的基本架构。（图1）农民市民化能力的主观层面的影响因素划分为两个维度，即农民进城后经济上的承受能力及社会和心理上的适应能力，市民化能力的客观层面的影响因素概括为政府的制度保障能力。上述三种能力联系紧密，依次递进，共同构成农民市民化能力并决定其强弱。

　　三、农民市民化能力评价框架具体说明

　　（一）经济承受能力。追求更好的物质生活条件是农民市民化的重要目标之一，而这种物质激励需要建立在相当的经济承受能力基础上。经济承受能力是农民市民化能力构成的基础，它决定农民在城市能否生存下去，这种能力的强弱主要取决于农民收入或财富水平的多寡。我们认为，农民收入水平可以分为三类，即潜在的收入水平、当前的收入水平与过往的收入存量。

　　1、潜在的收入。是指农民在实现市民化转换过程中未来一段时间内所可能获得的收入，这是决定农民市民化是否可持续的一种经济能力。潜在的收入主要由农民自身的素质决定，这又取决于其身体素质和文化素质两个方面，身体素质可以用农民的年龄进行衡量，文化素质则用农民的受教育程度与劳动技能来衡量。

　　2、当前的收入。是指目前考察的时间段当中，居民所获得的收入，它反映农民现有的经济担负能力，这种能力的大小可以直接从农民在城镇获得的货币性收入的高低进行衡量，当前收入数量决定农民在城镇现有的生存质量，从而直接决定农民做出是否留在城镇的决定。

　　3、过往的收入。准确说应该是农民的资产存量，它是农民截止到考察期时间点所积累的资本性资产的数量。考虑到我国农民目前资产的构成，可以选取农民的储蓄额与房产两个指标进行度量。储蓄仍然是农民当前理财的一条主要渠道，其流动性较高，必要时可以迅速转化为现实的购买力，而房产（包括农民在原住地房屋与城镇的商品房）既体现其不动产数量的大小，也是其市民化进程中必需的物质内容。

　　（二）城市适应能力。市民化能力不只是包含物质方面的需要，它也有社会与心理等更高层面的要求。农民转变为市民，既是一个转变传统生产方式的过程，同时也是农民转变自身角色、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进而适应城市生活的过程。因此，研究农民市民化能力除了对其经济担负能力做客观评价之外，还需要特别关注其城市适应能力。这一能力的强弱会决定农民是否能最终融入城市社会，完成包括身份、经济、精神与心理等全方位的嬗变，在思想观念、知识技能和行为方式上与城市社会环境相适应。借鉴现有研究成果，我们从社会适应能力与心理适应能力两个方面考察农民城市适应能力。

　　1、社会适应能力。指农民与市民互动以及参与城市日常生活等方面的能力，主要通过日常行为、闲暇时间安排、社会交往等方面来衡量。日常行为方式体现在农民进城后的穿着打扮、卫生习惯以及言谈举止上，它是消除农民与市民差异的第一步，也是农民获得市民认同的外在要求。闲暇时间的安排是农民城市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闲暇时间中的活动是他们适应城市生活的另外一种方式和途径。农民与市民闲暇时间的安排同步性越好则表明其有更强的城市社会适应能力。社会交往是农民主动融入城市社会，获取城市中发展所需社会资本的有效途径，社交的频次以及广度反映出农民社会适应能力的强弱。

　　2、心理适应能力。指农民对城市的生活方式与文化价值观念的理解与接受能力，它决定农民能否在身心上最终融入城市，主要体现为归属感与现代价值观念两个方面。归属感是农民对于城市与市民的心理认同感，反映城市化过程中农民与新环境的互动效果，通常认同程度越高的农民归属感越强烈，其心理适应度越高；另一方面，与相对落后传统的农村比，城市社会充满现代气息，生活节奏更快，工作压力更大，制度与机构更复杂，新的挑战更多，在这样一个截然不同的环境中，农民原先所接受的价值观念必须转变甚至放弃，尽快理解并接受城市主流价值观念，一般而言，农民在思想观念上的转变表现为更愿意接受新鲜事物，能主动进行自我提高，会合理利用制度与法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