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十七年”电影的模式化辨析(3)

　　（四）经典“红色电影”的秘密——生动的人物与精彩的故事

　　“十七年”里优秀的电影如同所有叙事文学一样，依旧在于精彩生动的人物个性与故事，它们因此脱颖而出，并且为电影史提供了艺术、政治、娱乐与收益都上佳的创作范本。

　　1.较生动的人物塑造。人物性格塑造较好的影片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惊险样式影片的人物。由于这类影片戏剧情境尖锐，人物基本属于成功的扁平型。他们带有商业类型片的英雄特征——英俊、忠诚，技艺和胆识超常，成为一代青少年心中的偶像。比如《铁道游击队》中的飞虎队群雄，《平原游击队》中跃马双枪的游击队长李向阳，《林海雪原》中大智大勇的杨子荣等。另一种是人物具有比较充实的内心矛盾或者个性非常鲜明。例如《柳堡的故事》中的年轻战士李进，在爱情与战士的职责、军队的纪律之间痛苦地抉择，内心冲突强烈，可信度高；《李双双》之所以受到观众的喜爱，不是因为政治内容，而是因为女主角李双双泼辣的个性活灵活现。

　　2.精彩曲折的故事情节。惊险样式影片、战争片、爱情片与喜剧片之所以受到观众的欢迎，与它们处理题材时较好的叙事方式和结构有关系。地下战斗片、反特片、剿匪片是具有惊险样式的战争片，情节的戏剧性强，敌我双方斗智斗勇，波澜起伏。在《羊城暗哨》《永不消逝的电波》《51号兵站》《林海雪原》《冰山上的来客》《野火春风斗古城》等经典影片中，常采用深入虎穴，危险丛生，勇敢机智，扭转局势的情节模式。

　　五、“十七年”电影文化是政治色彩浓郁的工农兵大众文化，它是农业文化、传统文化与新型政治文化的结合，形成农业文明特征鲜明的基本价值模式，都市文化偏居一隅。

　　“十七年”电影也追求大众文化，这种大众文化是政治性的工农兵大众文化，是毛泽东在1942年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1949年7月“第一次文代会”召开，这次大会的唯一主题就是确立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主导地位，其宗旨是文艺要为最广大的工农兵服务。工农兵大众文化的主体是农民文化，工农兵的生活方式与情趣占据银幕的主导，并有经济基础支撑和政府的支持。传统文化是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文化，恰与工农兵文化彼此加固；现代意味的都市文化暂偏居一隅。“十七年”的大众文化是农业文化、传统文化与政治文化三者结合的工农兵大众文化。

　　“十七年”电影制作者需要在文风、题材、人物上向广大工农兵靠近，需要从心灵深处带有工农兵的情感。戏剧化的情节、简单的视听语言、浅白的台词、单纯朴素的思想情感等等，都是为了服务于工农兵观众。工农兵人物形象虽然成了银幕主角，但并不写实，其塑造的视角是被阶级化了的人物形象，具有脸谱化的特征。农民的某些合理要求被批评和压抑，比如有些青年农民渴望城市生活的思想行为被指责、阻断，以安于农村生活、在原地改变农村面貌作为惟一的被许可和赞扬的行为品质；由于政策的不当比如大跃进、阶级斗争等所带来的农民生活的困难更是只字不提。电影反映出农民质朴的一面，但也滤去了很多农民真实的生活现状与心理波动。工农兵大众文化与今天以都市为中心的传媒工业基础上的消费型大众文化相去甚远，“十七年”电影的文化风景和价值取向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历史模式。

　　结语

　　“十七年”电影探索与奠定了新中国电影的基本面貌，其模式化的轴心是高度的政治化。当前转型期的中国电影是解构过去的部分模式、逐步建构新模式的阶段，对比“十七年”电影的整体模式，今天必须努力建立符合电影本性与电影产业特征的合理结构模式，其应该具备内在的更新力量。“十七年”电影的成就与不足给予当代电影的具体启示是：重电影的商业性但不可忽视了电影文化价值乃至意识形态的主动传播，商业机制与政府诉求之间依然需要不断弥合；电影文化摆脱了政治束缚但要避免完全被商业资本左右，应该具备一定的品位；商业类型化的道路需要不断开拓，故事与人物在开放的年代里需要缅怀“十七年”封闭年代的率真、自然的本土民族化和自信自爱；持久增强故事人物原创和视角转换，追求艺术创新、价值普世和多元探索；建构符合国情的有活力的健全的电影产业机制。这些问题都是在重新审视“十七年”电影模式时延伸思考到的，警惕过去，不能使之重现，有价值的东西则要永远记住和保留。

　　注释：

　　①李子云：《夏衍七十年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729页。

　　②陈荒煤：《中国电影简史》，http：//www.xici.net/d21548969.htm，2003-11-05。

　　③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页。

　　[作者简介]韩婷婷（1972—），女，山东泰安人，博士后，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影视艺术史、影视理论与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