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十七年”电影的模式化辨析(2)

　　三、“十七年”电影分类以电影题材为依据，形成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和社会主义现实题材电影两大类别，不过口碑与票房双赢、且具有再生商业价值的依然是类型化电影，电影的商业性本质规律潜在发挥着持久的效用。

　　1950年起，电影局就开始实行一年一度严格的电影题材规划制度，从影片的主题到影片数量、比例分配、完成期限都有详尽的规定。文化部专门成立了电影指导委员会，提出了“工农兵电影”和“写重大题材”的论调，从电影创作源头上掌握了控制权。按照这个规则，“十七年”电影基本可以分为两类：革命历史题材电影与社会主义现实题材电影，后者又可细分为工业题材、农业题材、军事题材等，还包括特殊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

　　革命历史题材电影是“十七年”收获最大、成就最高的电影样式。主要原因有四个：（1）历史比起现实更容易书写，政治保险系数相对大；（2）从创作角度讲，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距离自然具备了艺术创作所需要的适当沉淀；（3）革命历史题材电影担负着重要的政权合法性的宣教任务，备受重视；来自解放区的文学新人，热诚谱写了光荣的革命史；（4）革命历史书写方式是传奇化、理想化、陌生化，更容易被普通观众认可、接受与喜爱。社会主义现实题材电影的数量最多，超出革命历史题材电影的数量，题材也比较丰富，但成就不如前者，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现实题材电影更直接地受到政治的严格管制和无端干预，创作自由空间很有限。

　　革命历史题材电影与社会主义现实题材电影都是“十七年”特定历史的产物，如此分类不具备超越时间的持久的应用研究价值。题材规划只对于电影计划生产有用，对电影产业、电影商品的文化消费意义甚微。从历史淘汰下来的经典电影来看，从20世纪末21世纪初被列入改编电视剧热潮的“红色”电影来看，优秀的具有类型化特征的惊险样式谍战片、战争片、爱情片、喜剧片的艺术与商业的生命力具有较强的可持续性，比如《小兵张嘎》《沙家浜》《野火春风斗古城》等经典电影的改编。这一现象说明电影的商业性本质规律在任何时代都发挥着或显或隐的作用，类型电影具有恒定的价值。如今，国产电影已经走上了商业类型电影的道路，“十七年”影片被重新遴选和考量，大量影片没入烟海，余下的电影则可以在这个方面提供验证、参考与启迪。

　　四、“十七年”电影叙事形成了一套相对稳定的政治与艺术互文的编码模式，相对固定、却大大减少了艺术的多样性，不过某些作品在叙事与政治的结合模式上有可借鉴之处，归根到底，还是人物个性生动、故事精彩的电影为上品。

　　由于“十七年”电影执行题材规划与主题先行的创作套路，因此其叙事的前因后果、矛盾冲突和人物命运基本都已事先决定，且显示出共同的模式化特征。可以说，“十七年”电影的语言编码在政治表达与艺术规则上具有互文性，共同贯彻了电影的宣教目的。

　　（一）主题的党性

　　无论是革命历史正剧电影还是社会主义现实题材电影，最突出的主题是宣扬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与崇高，宣扬中国共产党的信仰，听从党的领导与指挥是惟一正确的道路，一切功劳归于党。

　　就革命历史题材的影片而言，主题的核心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简言之是为革命“名正”的主题。具体体现在：（1）革命战争神圣化，整体洋溢着一种单纯明朗的乐观旋律。（2）信仰无限美好、坚定。所有一切努力包括个人牺牲与战争都是正当的、光荣的、毋庸置疑的。（3）个体价值归宿是成长为革命者。（4）共产党是新社会的惟一缔造者。

　　社会主义现实题材电影则充斥着“辅政”主题。（1）宣传各种政策。即在银幕上图解政府出台的各项政策，炮制出的是被政策预定与规定的现实，影像世界是永远完美、单纯、光明的政治神话。（2）党是领导核心。共产党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坚力量，中坚力量的领袖是毛主席，代表是各个基层的党员干部、工农兵等先进分子。（3）颂扬劳动光荣与集体主义精神。社会主义现实题材影片往往会出现许多喜气洋洋的集体劳动的场面，劳动的艰苦、劳动的科学性与方式被抛置一旁。集体的利益高于一切，为了集体，个体可以而且被鼓励做出奉献与牺牲，个体也只有依靠集体的力量才能成功。（4）妇女的新形象。新中国女性的权利获得是共产党以政治方式实现的，既是党与社会主义社会对女性形象和价值观的重塑，也是女性自身需求的表达，两者混为一体。（5）社会主义改造、转变与斗争的主题，以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正统地位。“改造”的主题主要集中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针对旧的社会制度与旧社会出来的分子而言；“转变”主题是指人民内部思想一时不开窍的落后分子，经过先进者的教育、带动和事实的铁证，转变了态度，成为先进的标兵。对于那些较难改造与转变的非无产阶级成员，以及变质了的无产阶级成员，只能实施斗争的策略，斗争（主要是阶级斗争）也是社会主义题材电影的主题之一。例如《夺印》（1963）、《千万不要忘记》（1964）等影片。

　　（二）人物形象的阶级化

　　“十七年”电影的人物具有传统戏曲中的脸谱化特征。脸谱的划分不是因为性格，而是因为阶级。人物形象“不仅仅是特定情境下的某一个角色，而且还被作为某一个特定阶级的代表人物来表现”③，人物因具有明确的阶级身份，而预先就有了某种特征，预先就有了可测知的结果，人物因阶级而定性和定型。“十七年”电影几乎所有题材都直接涉及严肃的政治主题，工农兵是革命者与建设者的主角，市民阶层、知识分子、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均列于边缘的附属者，还有针锋相对、被过分丑化的反面角色。

　　（三）新中国“十七年”的电影在情节上具有明显的模式化特征，类似于戏剧的程式

　　“生产的单一化，思想的雷同”，结尾是预料之中的。这种类型化不是由于电影的商业类型导致的，而是由于新中国用行政手段和计划经济模式管理电影生产和发行——即加工订货、按期完成、按期交货、统购统销、供给式分配的方式——而导致的。具体模式有三种：（1）革命历史题材电影的敌我矛盾冲突和我方的胜利结局。（2）社会主义现实题材电影的先进与落后的矛盾冲突及政治先进者的胜利结尾。（3）爱情、伦理的政治化冲突设置以及政治的主导力量。政治的高觉悟总是毫不费力地就把爱情、伦理抛在一边，人性人情被政治所挤压和切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