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十七年”电影的模式化辨析

　　[摘要]新中国“十七年”电影是中国电影发展史上的一个崭新阶段，它的功绩与不足都很鲜明。从整体考察会发现其具有模式化的特征，体现在电影观念、电影体制、电影题材分类、电影叙事、电影文化等方面，依据电影本性及规律，逐一概要评述，列其优劣，指明“十七年”电影模式具有历史局限性语境下的合理性与反常性，两者相悖又相辅，勾画了一道奇丽的电影图景。本文试图以史为鉴，取精华、弃糟粕，为当今中国建构良性、持久的电影事业与电影产业结构提供某些参考。

　　[关键词]“十七年”；模式化；电影观念；电影体制；类型化；工农兵大众文化

　　从世界电影发展史和中国电影自身发展的历程、现状来看，新中国“十七年”电影都是一个特征鲜明的崭新阶段。其特殊性来源于电影观念、电影题材、电影创作、电影文化、电影美学、电影体制等各个方面，从整体来看，已经形成了一个特色鲜明的基本模式。这个模式值得去深入分析，客观呈现它的得失、优劣，从历史的角度去审视它的影响，为今天中国电影的发展提供经验。

　　一、“十七年”电影观念以政治宣传为上，电影体制予以配合和保证，建构出强大的政治宣教模式，传播效果显著，积极经验值得借鉴；然而，电影创作被政治束缚，内容与审美单一、单调，观众对于电影的多样化的文化娱乐消费需求被压抑。

　　新中国的电影观念照搬苏联，最重视的是电影的宣教功能，强调电影的意识形态与传媒属性，轻视了电影的娱乐商品性质。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新中国建立了国有化的“大制片厂”体制，最大限度保证了宣教内容的及时灌输与传播，确立了电影政治宣教至上的运作模式。

　　从1950年起，电影局根据现行政策要求、按照题材规划寻找人物和事件，采取委派各制片厂摄制加工、按期完成的计划生产方式，这一行政化创作方式大大限制了各电影制片厂的创作自主空间，尤其现实题材的创作与政策之间几乎没有什么距离，国家有什么样的政策和政治运动，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电影，亦步亦趋，导致了电影内容单一，美感乏味。电影的发行也是实行统购统销、供给式分配的方式。新中国“十七年”电影体制保证了党与政府对电影的全面管理，电影的意识形态属性与功能以行政方式予以充分运行。这一运行模式收到了积极显著的效果，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革命的神圣、政权的合法性、理想的崇高、美好的热情、忠诚的信仰等都被直接输入和广泛传播，成为绝大多数国民的共识。国有电影体制及行政化运作高效、稳固地实现了电影的政治教育目的。

　　其实，电影的意识形态属性及其宣教功能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被丢弃，也无法被忽视。在今天商业电影大发展的时代，电影的宣教力量也不能被弱化，好莱坞电影一贯是美国政府对外意识形态传播的强劲平台。“十七年”电影揭示的问题在于，电影宣教什么，宣教与政策的关系是怎样的，宣教居于电影的什么位置，如何才能在良性、持续发展的电影艺术创作、电影生产和电影产业中实现。不过，“十七年”电影的意识形态宣传过分密切地与政治同步，导致了“十七年”电影发展随着政治运动不断波澜起伏，升升落落，电影创作深为政治所困。“十七年”电影提供了一个电影意识形态宣传的特例，有成功与失败的经验，却不可以再现，它让人们意识到电影体制与电影宣教之间建立有机、密切的结构性联系的重要性，思考的关键点在于什么样的结构才是合理的，其基本模式如何搭建。毕竟，多样的电影都市文化娱乐消费几乎被教条的政治宣教完全抛弃了，两者必须也应该统一。

　　二、“十七年”电影业体制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模式，政治宣传成效重于经济效益，整体上缺乏自主的有活力的产业机制，经济得失值得研究；不过，面向农民的农村电影流动放映形成了有效的机制与可观的规模，为今天公益性电影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与经验。

　　“十七年”电影体制是计划经济模式，虽然未有“十七年”历年电影成本与产出的准确数据，但通过蛛丝马迹可以了解电影经营存在问题的严重性。一是钟惦棐在著名的评论文章《电影的锣鼓》中提出“票房价值论”被严重批判。他指出，1949年以来的七年中，国产电影的突出问题是许多影片艺术质量不高，不大受城市观众的欢迎，全国影院的平均上座率不高。他举例说：“在上海，《一件提案》的上座率是百分之九，《土地》是百分之二十，《春风吹到诺敏河》与《闽江橘子红》是百分之二十三，另据北京《光明日报》的报道，从1953年到今年6月，国产片共发行了一百多部，其中有百分之七十以上没有收回成本，有的只收回成本的百分之十。”二是夏衍谈过新中国“电影生产，机构庞大，人员臃肿（生产人员与非生产人员的比例失当），生产周期长，成本高，也许可以说是举世无双的。……一九六二年，我曾在上海讲过，一个制片厂一天不拍戏，等于把成把的金条丢进黄浦江”①。看上去经济危机严峻的新中国电影放映却从未出现过观众危机，“中国电影的观众从1949年的4700多万发展到1965年的463亿人次”②，但票房危机和成本危机是突出的。根本原因在于计划经济模式允许忽略电影的投入产出，电影制片厂的经济压力远远小于政治压力。可惜中国“十七年”电影机制缺乏自主的产业动力、活力乃至独立性，导致了新时期以来艰难的电影业改革与重构之路，至今仍是中国电影持续良性发展的核心问题。

　　需要关注的是，“十七年”国有电影计划经济体制也催生与保证了农村电影放映业的发展，对于当时文盲、半文盲的农业人口占了绝大多数的中国来说，农村电影流动放映在政治宣教、文化科技传播、娱乐休闲与经济发展等方面都取得了较明显的效益，对丰富农民的业余生活、提高素养起到了积极的提升作用。农村电影放映是新中国电影事业的一大特色，为改革开放后农村电影放映业的发展打下了稳固的基础。如今进入21世纪，中国的“2131工程”在数字时代摸索着农村电影放映的新模式，“十七年”农村电影放映的部分经验依然有借鉴作用，有利于中国农村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