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发展的协调性与驱动力研究(2)

　　可能是以其他系统或要素的破坏甚至是毁灭作为其发展条件（或代价）的。“协调发展”是“协调”与“发展”的交集，是系统或系统内要素之间在和谐一致、配合得当、良性循环的基础上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由无序到有序的总体演化过程。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协调发展指城镇化和工业化两个经济子系统相互协作、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在“协调”的约束下的综合发展。借用崔峰（2008）的分析框架构建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的“协调度—协调发展度”模型。
　　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的协调度：
　　C=UI（U+I）22e，C∈[0，1]
　　其中，C表示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的协调度；U和I分别表示城镇化、工业化的发展水平；e为调整指数，e=2.718 28。C值越大，表示工业化发展与城镇化发展越协调；反之，则越不协调。协调度可分为7个等级（参见表2）。
　　协调度能较好地反映城镇化与工业化两个子系统的相互协调程度，但却较难反映出两个子系统的整体发展水平。协调发展度既反映了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协调状况，又体现了工业化水平和城镇化水平，综合反映了城镇化与工业化两个子系统的协调发展水平。
　　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的协调发展度：
　　TC=C（αU+βI）
　　其中，TC表示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的协调发展度，αU+βI表示城镇化和工业化的综合发展评价指数，反映城镇化和工业化的整体水平，α、β为待定系数。鉴于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协调发展中城镇化和工业化同等重要，本研究的α、β均取值0.5。
　　TC的取值范围受数据处理方法的影响。若采用极差正规化法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则TC的取值介于0到1之间，这种处理方法有利于结果的评价；但如果一组数据的极差较大，而大多数的数据分布比较集中，用极差正规化法进行无量纲化后的值就会过小，会降低该指标对综合评价的影响。因此在多指标综合评价中，采用极差正规化法存在一定的缺陷。若采用均值化法进行无量纲化，则TC的取值介于0到∞之间。该方法的优点是综合考虑了所有数据值的大小，均值化后各指标的方差是各指标变异系数的平方，保留了各指标变异程度的信息，信息的失真度和信息的损失较小；缺点是TC的取值介于0到∞之间，增加了评价的难度。
　　3.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协调发展的驱动力模型 灰色系统理论通过“少数据建模”弥补了数理统计对数据高要求的不足，进而可以解决“小样本、贫信息”问题，适合用于分析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由于涉及多个变量，本研究采用GM（1，N）模型。以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协调发展度TC（0）为系统特征数据序列，记TC（0）=[TC（0）（1），TC（0）（2），…，TC（0）（n）]，以工业化发展水平I（0）、城镇化发展水平U（0）为相关因素序列，运用灰色系统理论建模软件GMS6.0计算得到参数列=[a，bI，bU]。其中，a为系统发展系数，b为系统驱动系数，系数bU和bI分别度量了城镇化系统和工业化系统对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协调发展的作用方向与程度。
　　三、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协调发展分析
　　1.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的协调度分析 对四川省21个市州2007—2012年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的协调度进行评价，结果见表3。对表3中协调度与协调等级进行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1）从四川省整体来看，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的协调度值均在0.97之上，始终处于优质协调状态；（2）四川省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的优质协调率（优质协调市州的个数占市州总个数的比率）逐年提高，从2007年的71.4%提高到了2012年的85.7%，说明高协调度等级地区的数量在增加。（3）经济发展水平极端地区出现协调度不稳定状况。在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发展的优质协调率不断提高的同时，经济最发达的成都、攀枝花和经济最落后的阿坝、甘孜呈现出协调度不稳定的状况：成都和攀枝花的协调度水平虽呈现下降趋势，但仍处于高度协调的状态；而阿坝、甘孜的协调度水平呈现出明显的波动，且明显低于其他市州。
　　2.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的协调发展度分析
　　在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协调度研究的基础上对其协调发展度进行评价，具体结果见表4。
　　由于采用均值化法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协调发展度的计算结果介于0到∞之间，增加了评价的难度。笔者认为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的协调发展是在“协调”的约束下工业化和城镇化整体水平的提高，协调发展度的提高意味着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的协同效应得到了提高。在利用协调发展度对协调发展进行分类时应体现水平的动态变化，其划分标准应根据工业化水平和城镇化水平的变化来动态确定。因此，以四川省各年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为基础，结合表2来确定协调发展度的等级及划分区间：
　　TCtp=Cp（αUtS+βItS）
　　其中：TCtp为t年协调发展度分类的临界值，Uts为t年四川省工业化水平，Its为t年四川省城镇化水平，Cp的取值为0.2、0.4、0.6、0.8、1.0。计算结果如表5。
　　表4中的数值反映了四川省各市州2007—2012年协调发展度的变化情况，结合表5的判别标准可得如下结论：（1）各地区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的协调发展度与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经济发展水平高的成都和攀枝花地区协调发展度最高，而经济发展水平低的阿坝和甘孜州协调发展度最低，说明一个地区的协调发展度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高度的正相关关系。（2）各地区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的协调发展度在上升的同时呈收敛状态。各市州协调发展度均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提高，但中度协调发展、良好协调发展、优质协调发展的地区数量2007年分别为3个、8个、11个，2009年分别为4个、12个、6个，2012年分别为4个、15个、2个。优质协调发展地区数量的不断减少，说明部分原来优质协调发展地区的协调发展度的提高没有跟上全省的提高速度。2007各地区协调发展度的离散系数为1.82，2009年为1.68，2012年为1.47，离散系数的不断递减说明四川省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的协调发展度呈收敛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