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发展的协调性与驱动力研究

　　摘 要：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协调发展是城乡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问题。在构建新型城镇化和新型工业化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四川省21个市州2007—2012年相关数据，运用“协调度—协调发展度模型”和灰色系统模型GM（1，N），对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发展的协调性进行评价，并揭示其内在驱动力，结果表明：四川省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发展的协调度与协调发展度处于不断提高的过程中，21个市州工业化发展对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协调发展均起着促进作用，但经济发展水平极高和极低市州的城镇化发展对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协调发展具有制约作用。因此，应以工业化带动城镇化发展，制定差别化的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发展政策，全面深化制度改革，形成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协调发展的良性机制。
　　关键词：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协调度；协调发展度；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驱动力模型；要素供需均衡；要素流动
　　中图分类号：F061.3；F12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5）02-0001-09
　　一、引言
　　美国经济学家Lewis（1954）认为：工业化的发展伴随着劳动力与资本的大量需求，形成了劳动力的集聚与资本的集中，从而产生了最初的城镇；随着城镇化的发展、交易市场的成熟、公共设施及服务的完善，城镇对劳动力与资本的集聚效应不断扩大，可以为工业发展提供丰富的生产要素。工业化进一步健康发展将产生更大的劳动力与资本的需求，为城镇的扩大提供条件。如此循环往复，工业化与城镇化之间相互依存、共同向前发展。工业化与城镇化的不平衡会带来人口过度城市化的“城市病”或人口过慢城市化的“农村病”（高波，1994）。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农村改革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但是农地细碎化、市场组织化程度低、城镇化进程缓慢以及城乡发展不协调等问题制约着城乡经济的发展（侯水平 等，2011）。中国的城镇化发展滞后于工业化，还存在产业与就业结构偏离以及城镇化质量不高的现象（安虎森，2005；唐志军，2011），这些问题反映了我国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发展的不协调。
　　陈晓雨等（2012）研究发现重庆市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市化的良性互动关系未能形成，主要原因是新型城市化质量不高，并利用Johansen协整理论研究了二者之间的动态关系。赵文亮（2011）通过对河南省1999—2007年的数据分析发现，河南省城镇化与工业化也未达到协同发展状态，其原因亦是城镇化发展滞后于工业化；郭庆军等（2011）、马林靖（2012）、张翔（2012）分别以陕西省、天津市、兰州市为例分析了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协调发展度，均认为“两化”协调发展趋于良好的状态。
　　综上所述，学者们对我国工业化与城镇化的互动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及其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的评价，其中，定量研究多停留在对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的评价以及判断究竟是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还是工业化滞后于城镇化上。笔者认为，即使在同样的协调发展度下，由于区域不同，影响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发展的驱动力也应有所不同，因此，有必要在对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协调发展度评价的基础上，对影响其互动协调发展度的驱动力进行定量分析。同时，目前的有关研究多用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和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分别代表工业化水平和城镇化水平，这两个指标更多反映的是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量”，而没有反映其“质”。有鉴于此，本文从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的定义、终极目标、实现路径出发建立一个多维评价指标体系，进而利用灰色系统模型GM（1，N），对四川省21个市州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协调发展度及其内在驱动力进行定量分析，以深化我国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发展的理论研究，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二、研究设计
　　1.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及数据处理 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发展的协调性及驱动力研究，应建立在客观评价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的基础上。目前的研究多用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表示工业化水平，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来表示城镇化水平。但工业化和城镇化是复合多元的概念，涉及因素较多，单一评价指标难以评价其发展水平和质量。新型工业化的目标是实现有质量的增长，从结果上看是低消耗、低污染、高绩效的可持续增长，从路径上看是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优化以及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的工业化。新型城镇化的目标是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共同富裕，从结果上看是低碳生态、集约高效、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从过程来看是以城乡统筹、产城互动为路径的城镇化。本研究从可持续发展、结构优化、创新能力、城镇化水平、低碳生态、集约高效、协调和谐、城乡统筹、产城互动九个方面来构建多层次结构的城镇化和工业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期从质和量的角度评价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与结果的可靠性，最终构建的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本文以四川省21个市州为样本，选取2007—2012年的有关数据，数据来源于《四川统计年鉴》、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四川科技统计网、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中经专网等。由于指标体系中存在正、逆向指标和适度指标，同时指标的量纲不同，不能直接进行综合汇总，分析前需要对原始数据进行正向化和无量纲化处理。
　　由于协调发展度模型中不能有负数，本文采用均值化法进行数据的正向化处理：xijp代表i地区第t年的第p个指标值，x′ijp 为i地区第t年的第p个指标正向无量纲化后的指标值，max（xp）为第p个指标的最大值，xp为第p个指标的均值。正向指标：x′ijp =xitp xp ；逆向指标：x′ijp = max（xp ）-xitp xp ；适度指标：x′ijp = maxxp -k-xijp -kxp 。
　　为了更好地反映指标数据的变异信息，以无量纲化后的数据为基础用标准差权重法确定各市州各指标在所属子系统中的权重：ωp=σpmp=1σp。
　　最后进行综合汇总：Sit =mp = 1ωp x′itp 。Sit 是i地区第t年工业化或城镇化系统的发展水平，这里分别记为Iit、Uit，即得到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的“协调度—协调发展度模型”所需的初始数据。
　　2.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的“协调度—协调发展度”模型 “协调度—协调发展度”模型最早应用于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实证研究。经济学中，“协调”是指在各种经济力量共同作用下，经济系统达到均衡状态；“发展”是系统或系统要素本身从小到大、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一种演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