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文发展状况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中国的人文发展状况远远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医学是直接面对人的科学，医学比其它科学更强调人文关怀。因而医学人文学的建设，不仅是提高我国人文发展水平的重要途径，也是我国医学自身发展的需要。具体说来，在新世纪的新形势下加强中国医学人文学的建设是十分必要的：首先，医学作为直接面对人的科学比其它科学更强调人文关怀；其次，新世纪新形势新型医学人才的培养离不开医学人文学的建设；再次，加强医学人文学建设也是适应世界科学发展趋势的需要。
[关键词]科学、人文、人文发展、医学人文学建设
医学人文学（medicalhumanities）是一个探讨医学源流、医学价值、医学规范以及与医学有关的其它社会文化现象的学科群，包括医学史学、医学哲学、医学伦理学、卫生法学、卫生经济学、医学社会学等。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随着医学模式从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理-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以及关于医学的“目的和价值”问题的探讨成为热点，我国医学人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便出现了热潮，一些医学院校陆续开始了医学人文学的教学，一些医学人文学方面的著作也相继问世。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我国医学人文学在这一热潮中得到了长足发展。然而这一时期我国医学人文学的发展还存在许多缺憾，诸如其发展多为孤立的、单向度的，缺乏学科间的交流与融合，没有形成与医学相匹配的医学人文学学科群，没有充分发挥医学人文学在医学发展中“规范与引领”的作用等。正如北京大学医学史研究中心张大庆教授在《制约我国医学人文学科发展原因的探究》中所说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医学在20世纪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现在对医学失望和怀疑的气氛却更浓”。那种对医学新进展的欢呼已不复存在，“存在的是对遗传工程和生物技术发展可能出现后果的恐惧日益增长，对医疗保健非人格化倾向的不满，对不堪重负的医疗费用和卫生资源分配不公的批评。”这正是对医学人文学没能及时地解决医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而产生的后果的写照，这也正表明了加强医学人文学建设的现实必要性。站在二十一世纪的起点，当我们在为二十世纪医学得失欢呼或悲叹时，不得不把目光投向充满挑战与生机的未来。在新世纪的新形势下，中国必须加强医学人文学的建设。
首先，医学作为直接面对人的科学比其它科学更强调人文关怀。
“科技以人为本”，这是科学技术发展的终极目的。科学技术的价值最终要通过人们的生产生活状况体现出来，要以人类社会的文明程度来衡量，故应强调科学技术的社会属性，突出科学技术的人文价值，防止科学技术的“失范”或“异化”。正如中国科学院院士、原华中理工大学校长杨叔子教授曾指出的：科学是求真，要回答的问题是“是什么？为什么？”；人文是务善，要回答的问题是“应该是什么？应该如何做？”。科学活动本身并不能保证其发展和应用有利于人类的进步，人文活动也并不能保证其本身是建立在客观规律基础上的。①因此，人文必须以科学为基础，科学必须以人文为导向。没有人文导向的科学技术，要么对人类毫无价值，要么只能给人类带来灾难。
医学除具有科学技术的一般属性以外，还有其特殊性。其特殊性在于医学是一门直接面对人的科学，即以人为研究客体，又直接服务于人的科学。医学比其它任何科学都更强调人文关怀，要求医学工作者具有完善的人性修养。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认为“医术是一切技术中最美和最高尚的”，“医生应当具有优秀哲学家的一切品质：利他主义，热心、谦虚、冷静的判断……”。中国古代南齐阳泉在《物理论·论医》中指出：“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聪明理达，不可任也，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是以古之用医，必选名姓之后，其德能仁恕博爱”。这表明“仁爱”、“达理”是“医者”的必备条件，“医者”正是科学技术与人文精神相结合的典范。中国素有“人文学术之邦”的美称，人文关怀一直是中国传统医学的重要内涵。中医十分重视医疗实践的伦理价值，医疗活动是以病人而不是以疾病为中心，把病人视为一个整体的人而不是损伤的机器，在诊断治疗过程中贯穿着对病人的尊重、关怀，主张与病人进行情感的沟通，充分体现了“医乃仁术”的基本原则。
无论作为有共性的科学技术还是作为有特殊性的医学，无论是古代哲人的论述还是当今人们的期望，都把“科学技术与人文精神的结合”作为医学的理想模式。
进入20世纪以后，在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的潮流中，医学也得到了迅猛发展，现代化的诊疗设备和药物可谓目不暇接。医疗设备和药物的先进，是医学技术现代化的表现，也是改善人类健康状况的重要条件，其本身并无可厚非。但是，“科技万能”、“技术至善”主义的张扬却使当今医学出现了非人性化的倾向。医学工作的对象不再是病人，而是疾病；病人也不再是完整的富有情感的人，而被当作一部需要修理或更换零件的机器；无论是医生还是病人乃至整个社会人群，都沉浸在“先进仪器设备和药物保障健康”的现代迷信之中。这是技术至善主义引导下的“医学异化”，表明医学已逐渐背离了其固有的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正在违背“科技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医学异化”带给我们的不一定是健康幸福，而是不一定有效的“新药”、不一定必要的手术和一定昂贵的医疗费用。据报道，有30～40％的手术是不该做的。在成千上万种药物中，确切有效的仅占10％，可有可无的占30％，根本无效的占60％。②除此之外，还有越来越多因误诊而导致的医疗事故、医疗纠纷，“见钱才开”、见死不救的医德失范，药品和医疗器械销售中的肮脏交易，以及存在于医药卫生战线的其它腐败现象等。这些都是医学与人文精神脱离的严重后果，不仅无益人们健康状况的改善，而且最终将束缚医学自身的发展。因此，现代医学呼吁人文精神的回归，呼吁医学与人文的完美结合。
医学在发展中遇到或出现的诸多社会问题，医学自身是难以解释和解决的，不得不借助于相关的人文社会科学。例如当医院的经济利益或规章制度与救死扶伤的责任发生冲突时；当医患关系紧张直至产生医疗纠纷时；当人们对卫生资源分配不公而提出批评时；当医学新进展给传统伦理道德带来冲击而导致新的恐慌时；医学将何去何从？人们将如何抉择？这些问题不得不依靠医学社会学、医学伦理学、卫生法学、卫生经济学、医学哲学等交叉学科来解决。因此，无论是从增进人类健康角度看，还是从医学自身发展角度看，都必须加强医学人文学的建设。在构建医学与人文完美结合的现代医学模式的同时，促进人类社会的文明。
其次，新世纪新形势新型医学人才的培养离不开医学人文学的建设。
弗洛姆曾指出“19世纪的问题是上帝死了，20世纪的问题是人类死了”。③的确，在打碎了神学桎梏之后的20世纪，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比之前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的总和还要多；科技进步的速度比之前的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快。这是人类历史的奇迹，但也正是这个奇迹造成了人类自身的悲剧——物质淹没了人性，科技代替了人文。回顾20世纪的得失，我们明确了21世纪的责任：回归人文，找回人性。当然，这并不是要求我们屏弃科学技术，拒绝科技进步带来的物质财富，而是要求在科学技术中注入人文精神，在物质追求时注重人性修养，实现科技与人文、物质与人性的完美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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