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国家想象与中国现代文学（下） 　　(2)

　　五四白话文运动实际上蕴含了民族主义的目标。胡适在他提倡白话文的时候，事实上是以文艺复兴时代欧洲各国国语运动的历史作为根据的。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说："我的'建设新文学论的惟一宗旨只有十个大字；'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7白话文运动摧毁了传统士大夫与民众对立的二元的社会结构。白话文已经不再仅仅是"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它已经成为了民族共同语。廖仲恺高度评价了胡适所倡导的五四白话文运动。他说："我辈对于先生鼓吹白话文学，于文章界兴一革命，使思想能借文字之媒介，传于各级社会，以为所造福德较孔孟大且十倍。王晖指出："现代文学的语言实践是民族国家自主性的体现，或者反过来说，现代文学的语言实践，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部分。白话文运动是和中国现代启蒙运动以及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同步的。"关于语言，最重要之处在于它能够产生想象的共同体，能够建造事实上的特殊的连带。为了创造现代的同质化的民族国家，言文一致的普遍性的共同国语的创造具有重要的意义。报纸、小说和现代印刷媒介，以及在民族危机之下所凝聚的以民族主义思想为中心的现代西方知识一起构成了崭新的现代论述空间。

　　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传播与中国现代启蒙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以及中国现代白话文运动的兴起、报纸以及杂志等现代大众媒体的扩张、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有着明显的历史的一致性。民族国家的大量想象开始出现于晚清，尤其是小说在现代民族国家这种"想象的共同体'的构造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晚清小说中，专门有"爱国小说"这样一个类型。朝鲜、波兰等国的亡国史和意大利等国复兴的史迹在晚清的各种文学体裁中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不断地重述。拜伦的《哀希腊》获得了梁启超、马君武、苏曼殊、胡适等人的普遍共鸣。直到20年代，郭沫若的《牧羊哀话》和蒋光慈的《鸭绿江上》仍然贯彻了这种民族主义意识。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不仅在强烈的民族国家话语的背景之下引用了拜伦的《哀希腊》一诗，而且更重要的是，小说的倒叙结构充分突显了民族国家的想象以及民族国家的时间与空间的同一性的想象。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陆士谔《新中国》、刘锝《老残游记》、曾朴《孽海花》和蔡元培《新年梦》等晚清小说经常采用寓言式的开头和讲述未来的叙事形式，不仅包含了对于"新中国"的梦想，而且用高度概括的方式构造和突出了"中国"这一现代时空体。20年代出现了以"醒狮派"和"大江社"为代表的国家主义思潮。在《大江季刊》上，被朱自清称为"唯一的爱国诗人"的闻一多发表了《长城下之哀歌》、《我是中国人》和《七子之歌》等爱国诗篇，构造和聚焦了"中国"的想象。1930年兴起了国民党官方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官方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遭到瞿秋白、鲁迅和茅盾等人的有力批判。尤其是国民党政府勇于内战，怯于外战，在九·一八"事变后对日本帝国主义日益深入的侵略执行"不抵抗主义"，对内视民众如寇仇，使官方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迅速破产。

　　何其芳在《解释自己》一诗中写道："呵，什么时候我才能够/写出一个庞大的诗篇，可以给它取个名字叫中国他在《新中国的梦想》中写道："呵，百年来的中国人民的梦想，/或者叫富强，/或者叫少年中国，/或者叫解放，域者甚至叫不出名字……新中国呵，/百年来的梦想中的新中国呵，/不管还要经过多少曲折，^尔将要在我们这一代出现！/你给了我们最大的鼓舞，/最大的晕眩"在抗战文学中，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民族国家成为了一个集中表达的核心的、甚至唯一的主题。"国家"成为了意义的来源，成为了几乎唯一的叙述与抒情对象。艾青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集中表达了民族苦难的经验："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在《我用残损的手掌》中，戴望舒用超现实主义的手法表达了对于沉沦中的国家的关切和热爱。张爱玲在《中国的日夜》中写道："我真快乐我是走在中国的太阳底下。……即使忧愁沉淀下去也是中国的泥沙。"细碎的日常生活叙事和国家的宏大叙事融合为一；"我的路/走在我自己的国土。/乱纷纷都是自己人，/补了又补，连了又连的，/补钉的彩云的人民。我的人民，/我的青春，/我真高兴晒着太阳去买回来/沉重累赘的一日三餐。何其芳在诗中写道："像盲人的眼睛终于睁开，/从黑暗的深处我看见光明，/那巨大的光明呵，/向我走来，/向我的国家走来……。"4穆旦在《赞美》中充满激情地描写了人们怎样"相信名词"，认同和热爱国家，被整理到民族国家的宏大叙述之中去："在大路上人们演说，叫嚣，欢快，/然而他没有，他只放下了古代的锄头，/再一次相信名词，溶进了大众的爱，/坚定地，他看着自己溶进死亡里，/而这样的路是无限悠长的/而他是不能够流泪的，/他没有眼泪，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真正成为了一个独立自主的现代民族国家，基本上完成了梁启超"新中国建设"的目标。智利诗人聂鲁达在《新中国之歌》中写道；"中国啊，长久以来，我们看到的你的形象，/只是西方人故意为他们自己描绘的：而是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妇，/永远的贫困，/一只空了的饭碗，/在一座古庙门口。450年代，国家确立了工业化的目标，邵燕祥兴奋地写下了《中国的道路呼唤着汽车》，70年代，中国提出了"四个现代化'和改革开放的新的目标之后，他又写下了《中国的汽车呼唤着高速公路》："高速度！/高速度！/这就是国家的安全，/民族的富强，/人民的幸福"。

　　安德森把民族国家称为"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community)。"它是想象的，因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们大多数的同胞，和他们相遇，或者甚至听说他们，然而，他们相互连结的意象却活在每一位成员的心中。而现代文学和报纸与杂志等大众传媒则是这种现代想象不可或缺的媒介。"资本主义、印刷科技与人类语言宿命的多样性这三者的重合，使得一个新形式的想象共同体成为可能，而自其基本形态观之，这种新的共同体实已为现代民族之登场预先搭好了舞台。"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欧洲兴起的现代民族国家是和想象文学的形式和对象不可分离的。一方面，现代民族主义的政治目标支配着文学的进程，把'民族性'和'民族语言'这些浪漫主义的概念引进（主要是幻觉的）文学领域成为明确的'民族文学'。在另一方面，通过创造'民族印刷媒介--报纸和小说，文学参与了民族基础的构造。正像弗兰西斯科。德。桑克蒂斯所谓的'19世纪欧洲的民族性（nationality)崇拜'描述的那样，尤其是小说作为一种复杂然而边界清楚的艺术作品在将民族定义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中国现代文学是一种全新的语言实践，它形成了新的写作主题，新的话语风格，文学的内部格局也因此重新调整。在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白话由"俗语"变成了"国语"，"小说"变成了"大道文学写作和文学思维总是受制于特定的表达制度和表达规范，并不是所有的内容都能够同时获得表达，在特定的时代只有特定的内容才能够得到表达。刘禾说："对现代性进行思考和肯定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理论，这使汉语的写作和现代国家建设之间取得了某种天经地义的联系。回顾现代文学史的编写，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这个'写'从未挣脱联结文学创作和民族国家的这个'大意义'的网络。文学表达是一套复杂的制度，是一个复杂的网络。它不仅规范了表达的内容，而且同时也宰制了表达的形式和风格。为什么有些文类在中国现代文学中从边缘上升到了中心的地位，相反，有的文类则被从中国现代文学中排斥出去，以至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文类的等级制度一度被"写什么"的等级制度所代替，以致产生了"题材决定论"，这都是和中国现代文学中特定的意识形态实践相关联的："民族国家文学不仅为现代文学史的写作打上了自己的戳记，而且还渗透了古典文学研究的各个领域，以文类为例，当古典文学作品被划入“诗歌“、“小说”、“戏剧”、“散文”这些现代西方文学史的范畴时，汉语的写作和阅读实践就已经被“国有化”和“现代化”了。而与之相对的较为'私人化'的文类，如古典文论中归纳的诔、碑、铭、箴等等，则被排除在民族国家文学的大意义圈之外，受到冷落或轻视。从根本上来说，我们的文学实践受到不同意识形态的组织、规范和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