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国家想象与中国现代文学（下） 　　

　　在80年代的知识讨论中，我们经常将国家和个人、民族主义与个人主义绝对和抽象地对立起来。然而，实际上个人并不必然与国家相对立，个人主义也并不必然与民族主义相对立。从根本上来说，五四时期个人主义话语的兴起，个人主义的流行，并不是对晚清民族主义的简单的反动。个人主义与民族主义并不是绝对对立的；而是相反，个人主义与民族主义是同构的和共谋的。梁启勋在《个人主义与国家主义》中说："国家主义与个人主义，似相对待而实相乘，盖国家者，实世界之个人也。在中国现代启蒙运动中，实际上个人与国家在对家族的破坏和批判中构成了一种同谋的关系。个人并不是被个人所解放，而是被国家从家族之中解放出来，砸碎家族的枷锁，最终却是为了将个人组织到国家的结构之中去。现代摧毁了传统的个人/家族的关系，从而在个人/国家之间建立了新的关系。在巴金的《家》和路翎的《财主的儿女们》等作品中，个人/家族/社会/国家构成了新的话语争夺和现代文学叙述空间。被称为"国父"的现代民族主义者孙中山曾经抱怨中国人是"一盘散沙'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里借黄毅伯的口说："干涉政策，和爱国心是很有关系的。我中国人向来除了纳钱粮打官司两件事情之外，是和国家没有一点交涉的。国家固然不理人民，人民亦照样的不理国家。所以国家兴旺，他也不管；国家危亡，他也不管；政府的人好，他也不管；政府的人坏，他也不管。别人都说这是由于没有自由的缘故，我倒有一句奇话，是由于没有干涉的缘故。2在中国现代历史发展中，救亡和启蒙、民族主义和个人主义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狭义的"救亡"就是民族的解放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而狭义的"启蒙"就是个人的解放和现代个人的确立。实际上，所谓现代性从根本上来说不外是现代民族国家和现代个人主体的双重建构。在晚清，随着民族危机意识的发生，形成了现代民族主义思想的高涨。正是伴随着民族主义思想的高涨，发生了面向广大下层社会的启蒙运动，而所谓民族主义思想就是播散于20世纪初的启蒙主义运动的媒介和载体--白话报刊和"新小说"中。在现代化推进的过程，不论是救亡还是启蒙，都是一个权力提取和集中的过程。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的过程是一个对于个人不断地加强控制的过程。"到了19世纪，国家对于人民的干涉，已经深入到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而且变得变得愈来愈制度化。

　　《四世同堂》体现了"家"与"国"的尖锐对立，或者说对于个人的激烈争夺。小说一开始描写祁老太爷"家'的观念怎样压抑了"国"的意识。"家"是祁老太爷的保护者，"家'带给他的这种安全感，使得祁老太爷连导致中日两国全面战争的卢沟桥事变这样的国家大事也无动于衷。而《四世同堂〉的第一部题为《惶惑》，实际上主要的就是祁老太爷的惶惑，也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导致祁老太爷"家'的经验的崩溃而造成的"惶惑'曰本侵略者带给了他新的生存经验，"国"的思想最终代替了"家'的意识：传统的"家"再也保护不了他，只有现代的"国"才能使他得到保护。

　　祁老太爷的孙子祁瑞全则体现了新的民族国家意识的构造以及与传统家族意识的"认识论"的决裂。祁老太爷的视野只局限于"四世同堂"，而瑞全则不然，他的心中有一个"中国"，而这个中国是一个"想象"；"青年的热血使他的想象飞驰。……他的心似乎已从身中飞出去；站在屋里或院中，他看见了高山大川，鲜明的军旗，凄壮的景色，与血红的天地。……被压迫百多年的中国产生了这批青年，他们要从家族与社会的压迫中冲出去，成个自由的人。他们也要打碎民族国家的镣铐，成个能挺着胸在世界上站着的公民。他们没法有滋味的活下去，除非他们能创造出新的中国史。……他把中国几千年来视为最神圣的家族，只当作一种生活的关系。到国家在呼救的时候，没有任何障碍能拦阻得住他应声而至；像个羽毛已成的小鸟，他会毫不无栈恋的离巢飞去。从"高山大川"、"鲜明的军旗'、"被压迫百多年的中国"这些观念和联想，我们发现了民族国家"想象"的特点，同时，又是现代"国民教育'的产物，瑞全有关民族国家的想象在很大程度上是"教育"出来的，是爱国主义知识规训的结果。我们还发现，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描写战争的态度是很不一样的。在古代，对于战争的描写经常带有一种悲哀的调子，经常和死亡、白骨联系在一起；然而，现代文学充满了对于战争的歌颂，死亡--为国捐躯经常和"不朽"、和生命的升华、和宏大的叙事、和神话性的意义联系在一起。人们毫不犹豫地把自己奉献给国家这个"庄严的祭坛"

　　在时代安排给我们的--也是自己预定给自己的生命之终极的日子里我们没有一个不是以圣洁的意志准备着获取在战斗中死去的光荣啊！在五四时代，鲁迅的小说《伤逝》发出了振聋发聩的个人主义宣言："我是我自己的，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现代文学把"我"从传统家族的束缚之中"解放'出来；然后，最终"时代"又把"我"整理成"我们"，并且将我们祭献在民族主义的神坛之上。

　　三、"新中国"的建构

　　民族认同（nationalidentity)在现代成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关联着个人生命存否的正当性。写作于抗日战争结束前夕的台湾现代作家吴浊流的长篇小说《亚细亚的孤jL"便是以民族认同作为主题^《亚细亚的孤jL"集中描写了殖民地知识分子认同的困境以及由此产生的巨大的苦闷。小说的主人公胡太明在祖国大陆遭到误解，被当成日本间谍。他回到台湾以后，又被认为中国间谍而被跟踪、监视。在这样一种夹缝之中生存的殖民地台湾的知识分子，因此产生了严重的认同危机，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孤儿意识"。"孤儿意识'正是现代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认同的产物。只有在现代民族主义话语之中，才能突显出这种失落了民族认同的"孤儿意识"。同时，也只有在现代民族国家话语的规范之下，才能形成《亚细亚的孤儿》这样的民族国家认同的写作主题。

　　"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

　　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

　　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沉沦》中，郁达夫将主人公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小说的主人公在投海自杀前的联想和一番独白看似突兀之极，至少在表面上缺乏情节上的联系；然而，它恰恰使得我们去追问《沉沦》深刻、潜在和隐含的叙事动力和叙述逻辑。也就是说，郁达夫怎样在主人公的沉沦和国家的沉沦之间建立起来了联系？

　　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尤其是通过小说（fiction)这种虚构叙事作品由一种边缘文体上升为文学正宗的踪迹，我们可以发现文学在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构造中的重要功能，同时也可以充分认识到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的"和"建构的"特点。梁启超不仅是中国现代启蒙主义先驱和民族主义之父，而且同时率先提倡"新小说"和"政治小说"，发表了著名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他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3梁启超发表的中国第一部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开启了后来陆士谔的新中酿和蔡元培的《新年梦》等有关"新中国"这一重要的文学想象。从根本上来说，"新中国"首先是一种文学想象、文学虚构和文学构造。朱自清在《爱国诗》中指出："这里国家的观念或者意念是近代的……这个国家是抽象的……这个抽象的国家意念，不必讳言是外来的，有了这种国家意念才有近代的国家。我们在抗战，同时我们在建国。……诗人是时代的先驱，她有义务先创造一个新中国在她的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