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话文学与消费文化语境中经典的命运 　　(4)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大话文化还是特定社会历史语境中的中国式文化亚文化形式从年龄上说，“大话一代”多为80年代以后的大学生，他们生长于“文革”后的政治冷漠、犬儒主义生活态度流行、消费主义盛行的环境中，对“民族国家”、“人文关怀”之类的“大词”有先天的隔阂，他们热衷于生活方式的消费，历史记忆与社会责任感缺失就其非建设性的怀疑精神而言，他们比那些经过了“文革”的一代更为激进（无选择非理性），但是同时也更为现实。他们是反叛的，但是为了现实利益，批判、怀疑与反叛都可以搁置一边在无奈中趋于现实和妥协，是“大话”一代典型的生活策略和文化姿态。

　　参考文献

　　①大话文化并不完全等同于20世纪80年代的摇滚乐这种亚文化形式，后者是经历了“文革”的一代人对权威的有意识反叛，而前者更多地是对权威世界的漠视在崔健和王朔等“80年代人”的摇滚歌词和文艺作品中，对革命符号、官方语言的挪用和戏仿在很大程度上是有意识的，带有启蒙色彩，而“大话一代”则把理想与权威一起扔到垃圾堆里了。

　　②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71页

　　③参见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解读大众文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④周士君:《<Q版语文〉何以革了传统教材的命》，《中国青年报》2004年12月8日

　　⑤殷建光:《〈Q版语文〉搞笑“经典”中小学生为何热读?》，人民网2004年12月7日

　　⑥《访搞笑高手<Q版语文〉〈沙僧日记M乍者林长治》，《郑州晚报》2004年12月22日徐贲:《当今中国大众社会的犬儒主义》，载“世纪中国”网站，2004年10月15日

　    ⑦依据勒纳（M.Lenner)的观点，犬儒主义的重要特征就是不相信改变现实的可能性，它不像那些理性的怀疑主义那样相信人可以改变世界“犬儒主义像是抱定宗教信仰般地不相信有任何根本变化的可能”（转引自徐贲《当今中国大众社会的犬儒主义》）

        ⑧王蒙:《躲避崇高》，《读书》1993年第1期。

　　⑨在王蒙与王彬彬的争论中，王蒙所强调的是前者，而王彬彬所担心的则是后者(参见王彬彬《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文艺争鸣》1994年第6期）

　　⑩政治笑话和所谓“黄段子”这种后全权社会流行于地下的话语类型，更直接地冒犯权力集团，甚至直接落实到特定的人和政策话语，因而具有更加具体的颠覆性，它们的特点是把嘲讽权力和性宣泄这两种快感紧密结合起来但是正是这种直接性决定了它不可能被公开、不能在正式媒体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