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话文学与消费文化语境中经典的命运 　　(3)

　　我认为，大话文艺与大话文化表现了一种极度的颠覆权威和偶像的态度，它的流行可以看做是当代人，特别是青年人一种非常典型的文化心态：世界上没有神圣，也没有权威与偶像；一切都可以戏说、颠覆、亵玩，不但文学的权威政治的权威意识形态的权威是这样，就是宗教的权威也是如此这种对神圣、权威的态度本身虽然不指向某种特定的官方主流话语，却使得任何对于主流话语的盲目迷信成为不可能所以，大话文学及其所代表的大话式精神姿态一旦流行起来，无论是对目前的主流文化，还是对今后的权威话语建构，无疑都是釜底抽薪之举。当一个人说“我们不应该相信一切”的时候，他虽然没有具体说我们应该怀疑什么，但是任何具体的真理、价值却都已经逻辑地包含在怀疑与颠覆之列我们不能不承认：这种精神对于防止盲从和迷信是有意义的，尤其是对“文革”权威话语与偶像崇拜仍然心有余悸的知识分子来说，大话精神当然具有积极或进步意义，它未尝不能说是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成果之一*。

　　三、大话文学与犬儒主义

　　但是应该看到，大话文学与大话文化是思想解放的一枚畸形的果实一味的游戏?戏说态度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消解了人为树立偶像、权威之类的现代迷信、现代愚民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这种叛逆精神或怀疑精神由于采取了后现代式的自我解构方式，由于没有正面的价值与理想的支撑，因而很容易转向批判与颠覆的反面，一种虚无主义与犬儒主义式的人生态度。

　　根据旅美学者徐贲的研究：现代犬儒主义是一种“以不相信来获得合理性”的社会文化形态“现代犬儒主义的彻底不相信表现在，它甚至不相信还能有什么办法改变它所不相信的那个世界犬儒主义有玩世不恭愤世嫉俗的一面，也有委曲求全、接受现实的一面，它把对现有秩序的不满转化为一种不拒绝的理解，一种不反抗的清醒和一种不认同的接受”。徐贲认为，这是一种令人忧虑的信任危机，其程度到了一个人自己的左、右手之间也没有信任的地步。

　　依据徐贲的分析，历史上的犬儒主义具有三种倾向，一是随遇而安的非欲生活方式；二是不相信一切现有价值；三是戏剧性的冷嘲热i风而就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而言，还可以划分出“在下者”和“在上者”的犬儒主义下层人面对世道的不平和权势的强制，没有公开对抗的力量和手段，冷嘲热讽和玩世不恭便成为他们以墟泄怒的主要表现形式;而对于“在上者”即“权势精英”来说，犬儒主义则是一种对付普通老百姓的手段现代社会各场域的分化和各自建立的场域规范，使得权势政治和大众日常生活的道德规范经常处于冲突状态冠冕堂皇的政治理想和令人失望的政治表现之间的差距，使得普通人对政治敬而远之，甚至视之为不道德的事业现代大众犬儒主义的重要特点表现为政治冷漠，它表现了大众对政治的不满、抗议和无可奈何在徐贲看来，“不管多么无奈，大众犬儒主义毕竟表现了大众某种独立的自我意识”。

　　徐贲的分析对我们深入理解当代中国的大话文化及其所体现的中国大众的政治态度、生活方式和文化选择具有重要意义，借此我们可以深入理解大话文学与大话文化产生的社会文化原因以及它的双重特性由王朔小说为开端以周星驰和林长治等的“无厘头”文艺为代表的大话文化，具有明显的犬儒主义特征一方面，大话一代聪明绝顶，具有超常的想像力和创造性，具有强烈的叛逆心理，认定世界上没有不可以怀疑和亵渎的权威和偶像；但另一方面，大话一代又玩世不恭，不相信世界上有什么值得献身的崇高价值、值得相信的真理一切皆不能信任，同时意味着一切都不值得执著、献身，他们的否定调侃、戏说因此而显得很潇洒也很轻飘，激进无比却不具备建设性这使得犬儒主义者的怀疑、批判与否定，由于价值底线的支撑可能滑向享乐主义，滑向与现实的妥肋敢于在心里否定，与嘲弄一切精神界的权威，却未必会触及现实中的敏感问题，小心地避免与权力的冲突历史与现实都证明：由于没有“非如此不可”的信念，犬儒主义者很容易成为以另外一种方式接受与肯定现实的“顺民”。犬儒主义的这种双重特征，在王蒙分析王朔的痞子文学的时候就已经敏感地把握到了。一方面，王蒙认为，王朔笔下的那些“玩主”的玩文学玩崇高玩人生撕毁了“文革”时期政治化、非人性化的伪崇高、假崇高，“多几个王朔也许少几个高喊着’捍卫江青同志’去杀人与被杀的红卫兵。王朔的玩世言论尤其是红卫兵精神与样板戏精神的反动”。另一方面，他又指出：“他（指王朔和他笔下的’玩主’）不像有多少学问，但智商满高，十分机智，敢砍敢抡而又适当搂着一一不往枪口上碰”，“他们惟一的和平而又锐利的武器便是起哄，说一些尖酸刻薄或者边应付边耍笑的话，略有刺激，嘴头满足，维持大面，皆大欢喜”，“他们的一些话相当尖刻又浅尝辄止，刚挨边即闪过滑过，不搞聚焦，更不搞钻牛角。有刺刀之锋利却决不见红”。这种非常讲究策略的捣蛋式的批判，既体现了对于现实的批判与不满，一种特殊环境下的特殊的斗争智慧，但又潜藏着向得过且过的犬儒主义式的生活方式发展的可能性。

　　这种犬儒主义式的大话文化或无厘头文化的流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依据徐贲转述的西方学者的研究，在控制严厉有效的现代全权社会，或者在多元开放的民主自由社会，犬儒主义都很难广为流行。在现代全权社会中，因为绝大多数人生活在“强制相信”状态下,有效的一体化意识形态封杀了异端思想的可能生存空间在这样的社会中，即使有人对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空话、假话心存怀疑或不满，也不敢公然表示冷漠和抵制，更不要说对它冷嘲热i风当然，在全权社会制度下，也可能存在对全权意识形态的怀疑，但它属于“双重思想”，而不是犬儒思想。“双重思想”者对自己思想的罪孽深信不疑，对自己所犯的思想罪行一面恐惧万分，一面却欲罢不能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不难理解双重思想的恐惧和罪孽感与“双重思想”相比，犬儒思想并不带有自我罪疚感，这是因为人们根本就不信，罪疚感无从说起(所以在戏说和亵渎的时候显得轻松而痛快）在犬儒主义的文化氛围中，无论从认知还是从道义来说，不相信是常态，相信才是病态；相信是因为头脑简单，特容易上当“犬儒思想者也不再受恐惧感的折磨，因为他知道人人都和他一样不相信，只是大家在公开场合不表明自己的不相信罢了。”如果说“双重思想”是全权社会的文化表征，那么，流行犬儒主义生活方式的社会往往具有“后全权”的特征。

　　我以为，后全权社会正是大话文化与犬儒主义产生的最重要的社会根源后全权社会和全权社会之间既存在延续性也存在差异性。一方面，后全权社会的生存与言论空间比全权社会虽然多一些，但其限制也是明显的即使在事实上没有干涉或不太可能干涉的情况下，受制者对此仍然心知肚明，受制者不受干涉的限度是由别人设置的。所以，即使在不相信的情况下，也必须按别人制定的“规则”继续玩假装相信的游戏，或者至少不正面与之冲突这样，后全权社会的重要病症就是表演性，人人都在正而八经地表演，都在假装相信并重复自己根本不相信的大话、假话、空话随着全权社会的各种条件（比如计划经济体制、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封闭的生存方式，等等）逐渐消失，后全权统治的思想一体化已经不再具有实质效力，但它仍具有表面的效力。在后全权社会，意识形态话语的特点是:一方面是人们出于生计与实用的考虑不能不经常重复它们；但另一方面，说者与听者都根本不相信，它与说所话者的真实生活严重脱节。在这样的情况下，必然出现意识形态话语的表演化现象它既是一种不认同的接受，也是一种无奈的权宜之计。

　　但是，后全权社会又的确有较全权社会相对宽松的舆论环境和较大的思想言论空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的相对淡化、娱乐产业的发展、日常生活的非政治化，除了官员和意识形态工作者之外，大多数人不必经常重复那套意识形态话语，他们只是埋头过自己的日常生活；而那些具有较强叛逆精神和游戏冲动的青年一代，则选择一种大话式的表达方式，对一些无风险、至少无大风险的对象进行冷嘲热讽式的调侃与戏说，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名著正是他们选择的对象之一。这导致了与正经八百的表演同时并行的在被允许的范围流行的大话文化一一各种各样以戏说、“胡说”（没有贬义）为特征的无厘头文艺还有相当多的对于权力的调侃则采取了地下流行的方式，政治笑话和所谓“黄段子”是这方面的代表在这里，对什么是“被允许的范围”的心照不宣的把握，体现了后全权时代大话一代极高的政治和文化智慧，或者说打“擦边球”的艺术（用王蒙的话说是“敢砍敢抡而又适当搂着”）。

　　这就非常典型地体现了大话文化抵抗与妥协、冒犯与合作的双重性格一方面，受制性以及对于受制性的敏锐把握，使得大众犬儒主义和大话文化与现实存在妥协的一面，它不把矛头直接指向禁区，它的冷嘲热讽的方式也不同于批评理性，而是一种非理性的否定和怀疑，与民主政治文化环境中的理性批评有很大的差距大话一代不相信可以改变世界，因此与理性主义的批评是不同的，其对于建立理性、诚实的民主公众话语的正面贡献也是极为有限的另一方面，结合今天中国公共话语空间的自由度以及大话文化的现实制度环境，我们又必须对之有同情的理解由于非大话式的质疑和批评不可能自由进入公共话语领域，以非建设性的彻底怀疑和颠覆权威为特征的犬儒主义与大话文化的流行具有相当大的必然性与无奈性，正是这一点凸现了它相对于官方话语的受制性。而且，即使是最老到熟练的冒犯者也不可能完全准确地把握自己的受制性程度，更何况大话文艺所调侃的对象常常是介乎禁区和非禁区之间。比如，对于《西游记》的大话式戏说安然无事，而对于中学语文课本中的经典名著的戏仿和改写则惊险不断，因为，许多课文尽管不是政治文本，却与政治话语的关系相当紧密正是这种受制性决定了大话式文本与语体的隐晦和曲折，正如斯各特在《统治与反抗的艺术》中指出的：“民间文化的暧昧和多义，只要它不直接与统治者的公开语本对抗，就能营造出相对独立的自由话语领域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