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创伤与见证文学 　

　　摘要:本文是将幸存者文学/见证文学与文化创伤理论进行相互阐释的尝试。杰弗里?亚历山大的建构主义的文化创伤理论主张：文化创伤是被社会文化所中介、建构的一种属性，而不是一个自在事实。一个事件只能在特定的文化网络和意义解释系统中才能被经验、解释、建构为“创伤”，这是一种理性的、自觉的、需要反思能力和道德勇气的行为。从文化记忆的理论看,见证文学即是创伤记忆的一种书写形式，它通过灾难承受者见证自己的灾难经历，对人道灾难进行自觉的见证。见证文学的意义不仅在于记录历史,把创伤记忆转化为文化记忆，更在于修复被人道灾难败坏的公共世界和精神世界。

　　关键词：文化创伤;见证文学;建构主义;修复世界

　　20世纪是一个充满了人道灾难的世纪。20世纪的人类经历、见证了种种苦难,其精神世界伤痕累累。直面这些灾难，反思这些灾难，是人类走出灾难、走向精神重生的必由之路，是后灾难时代的人类所承担的神圣而艰巨的使命。

　　在文学领域，直面和书写这种人道灾难的重要文学类型之一，就是“幸存者文学”和“见证文学”。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有一种反思和研究这种灾难的理论，即杰弗里?亚历山大的文化创伤理论。本文的目的就是把这两者进行相互阐释，以期推进我们对人道灾难的认识，推进对于文学的研究。

　　（上篇）文化创伤理论及其启示

　　依据耶鲁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杰弗里·亚历山大（JeffreyC.Alexander)的界定：“当个人和群体觉得他们经历了可怕的事件，在群体意识上留下难以抹灭的痕迹，成为永久的记忆，根本且无可逆转地改变了他们的未来，文化创伤（cul?turaltrauma)就发生了。”

　　这个定义包含有三层意思：

　　1.文化创伤不是一个自在的经验事实，而是一种自觉的文化建构，具有自觉性、主体性和反思性，它是在一个特定的文化系统中发生的对经验事实的特定书写和表征。

　　2.文化创伤是一种强烈的、深刻的、难以磨灭的、对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未来发生重大影响的痛苦记忆。

　　3.文化创伤带有群体维度，是一种群体性的受伤害体验，它不只是涉及到个体的认同，而且涉及到群体认同。严重的文化创伤是全人类共同的受难经验，从而，对于文化创伤的反思和修复也就是整个人类的共同使命，而不只是个别灾难承受者的事情，也不只是承受灾难的某些群体、民族或国家的事情。

　　4.作为一种自觉的文化建构，文化创伤还指向一种社会责任与政治行动，因为“藉由建构文化创伤，各种社会群体、国族社会，有时候甚至是整个文明，不仅在认知上辨认出人类苦难的存在和根源，还会就此担负起一些重责大任。一旦辨认出创伤的缘由，并因此担负了这种道德责任，集体的成员便界定了他们的团结关系，而这种方式原则上让他们得以分担他人的苦难。”可见，建构文化创伤的目的不仅在于搞清楚文化创伤的根源，而且更主要的是指出后灾难、后创伤时代的人类应该怎么办。

　　一、建构主义的文化创伤理论

　　亚历山大通过质疑自然主义的文化创伤理论发展出了上述建构主义的文化创伤理论。自然主义把创伤简单地归于某个“事件”（比如一种暴力行为、一场社会剧变等），以为创伤是自然发生的，是凭直观就可以了解的。这种自然主义的理论被亚历山大称之为“外行创伤理论”或“常民创伤理论”（laytraumatheory)。

　　文化建构主义的文化创伤理论主张文化创伤是被社会文化所中介、建构的一种属性。一个事件只能在特定的文化网络和意义解释系统中才能被经验、解释为“创伤”（比如英国使臣和中国的大臣对给皇帝下跪这个事件的经验是不同的，原因就是他们具有对于这个事件的完全不同的文化解释系统）。亚历山大把“社会”和“文化”两个概念进行了区分，认为前者是事实层面的，后者是意义层面的。他指出：“在社会系统的层次上,社会可能经验到大规模断裂，却不会形成创伤。”离开了特定的文化-意义脉络，离开了特定的理解-阐释结构，就无法确定一个社会事件是否构成“伤害”性，或者说，一个巨大的社会灾难无法自动地成为文化创伤记忆。亚历山大说：“是意义,而非事件本身，才提供了震惊和恐惧的感受。意义的结构是否松动和震撼，并非事件的结果，而是社会文化过程的效果。”也就是说，事件是一回事，对事件的解释和再现又是另一回事。创伤要在集体的层次出现，社会危机就必须上升为文化（意义）危机。

　　文化创伤的这种建构性质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的“文革”也会很有帮助。“文革”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遭到严重摧残,经济濒临崩溃，体制无法正常运作，学校无法从事教育。对受其影响的集体成员，包括知识分子而言，这种状况在当时并没有被普遍经验为文化危机或意义危机，因为文化危机必须建立在特定的意义-理解系统中。“文革”的创伤性质对大多数人而言实际上都是事后的重构。只有当人们经过了新启蒙的思想洗礼，获得了反思“文革”的能力，认识到了造成“文革”灾难的根源之后，我们才有了思考这些社会危机的全新的意义-理解系统，这个时候，社会事实才被建构成为了文化创伤。

　　因此，要让社会危机上升为文化危机即文化创伤经验，就必须进行有意识的、甚至是艰难的文化建构行为。由于这种建构行为是群体性的，创伤的建构和修复都是群体性的，因此,使用那种针对个体的精神分析方法（比如诱导患者唤醒某种记忆）是不够的。“必须找寻一些集体手段，通过公共纪念活动、文化再现和公共政治斗争，来消除压抑，让遭受幽禁的失落和哀伤情绪得以表达”?。这是一种集体性的唤醒记忆和反思灾难的方式，是一种公共文化活动，它包括记录历史事实、举行集体性的纪念仪式、建立人道灾难纪念馆、定期举行悼念活动等。这是使文化创伤得以建构的最重要方式，对修复心理创伤、人际关系以及公共世界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二、文化创伤建构的过程、条件和环节

　　亚历山大把客观事件和对它的建构、再现之间的距离，称为“创伤过程”（traumaprocess),亦即事实被建构为创伤所要具备的条件和所要经过的环节。亚历山大参考言说行动（speechact)理论,认为，创伤过程就像言说行动，要具备以下条件和环节：

　　1.言说者，即具有反思能力的能动主体（agents)或创伤承载群体，这是至关重要的关键环节。这个主体能够把特现,创伤的文化建构就是始于这种宣称。亚历山大说：“他们（具有反思能力的能动主体一引注）以有说服力的方式将创伤宣称投射到受众-公众。这是论及某种根本损伤的宣称，是对令人恐惧的破坏性社会过程的叙事，以及在情感、制度和象征上加以补偿和重建的吁求。”?可以认为，很多以“文革”为题材的文学和非文学写作，就是属于这个意义上的群体宣称-再现-吁求行为，而做出这个创伤宣称的具有反思能力和建构能力的建构主体，就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的一批启蒙知识分子。这个群体既承受了创伤，又具有反思和再现创伤的知识-符号能力，即亚历山大所说的“拥有在公共领域里诉说其宣称（或许可以称为‘制造意义'的特殊论述天赋”。

　　2.言说面对的公众对象。创伤言说者的目标是“以有说服力的方式将创伤宣称投射到受众-公众。这么做的时候,承载群体利用了历史情境的特殊性、手边能用的象征资源，以及制度性结构提供的限制和机会”。语用学中的“以言行事”理论认为，人的语言活动也是具有实践意义的行为。参照这个理论，如果获得“以言行事”（illocutionary)的成功，这个创伤宣称的受众就会“相信他们蒙受了某个独特事件的创伤”，而且该受众的范围还会大大扩展，直至包含“大社会”里的其他非直接承受创伤的受众。把这点运用于中国的“文革”，可以认为，如果能够成功地把“文革”当做集体创伤加以宣称、再现、传播，就能够使那些没有直接承受“文革”灾难的人（包括今天的80后、90后）也成为创伤宣称的受众,感到“文革”这个集体灾难并不是和自己无关的“他人的”创伤，并积极投身到对这个灾难和创伤的反思之中。

　　3.特定的语境。无论是创伤声称的建构还是受众的建构，都必须在特定的言说语境下发生,都必须具备言说行动发生的历史、文化和制度环填“文革”发生的当时没有这个语境，因此，无论是创伤声称的建构还是受众的建构都是不可能的。新时期以后，借助思想解放的东风，建构创伤声称的语境出现了，因此也就出现了我们下面要讲的见证（思痛）文学。但是这个语境是逐步改善的，还需要进一步优化。

　　文化创伤是否能够得以成功建立并赢得受众的共鸣，创伤受害者与广大受众的关系显得非常重要，它直接关系到创伤宣称的受众能不能与受害群体建立认同。不同的创伤叙述往往能够建构起受害者和受众之间的不同关系。由于在伤害性事件发生时，很多受众没有受到直接伤害或者没有直接参与其中，因此不太能够凭直觉察觉到自己和受害群体之间的关恭“唯有受害者的再现角度是从广大集体认同共享的有价值特质出发，受众才能够在象征上加入原初创伤的经验。”也就是说，只有当我们从人类普遍价值的角度反思“文革”而不是纠缠于个人的恩怨，受众才能建立起对受害者的深刻认同，才不会把“文革”及“文革”的受难者“他者化”。因此，如何从一种普遍主义的立场把“文革”受难者的创伤建构为和每个人有关的共享创伤，就显示出了非同寻常的重要性。

　　创伤宣称的最后一个环节是责任归属问题，即界定迫害者的身分和责任:谁实际上伤害了受害者？谁导致创伤？是“德国人”还是纳粹政权造成了大屠杀？罪行和责任仅局限于特定的群体（比如盖世太保或是整个纳粹军队），还是牵涉到更多的人？只有老一辈的德国人要负责，或者后来的世代也要负责？在创伤建构中都存在这样的问题。

　　三、文化创伤的例行化与客体化

　　文化创伤经过了这样的建构和再现之后，集体认同将会有重大的修整。这种认同的修整首先意味着要重新追忆集体的过去，因为记忆与当代人的当下存在和自我感受总是存在深刻联系，这使得它总是依据当代人的需要被不断修正。一旦集体认同已经重构，最后就会出现一段“冷静下来”的时期，人们的情感与情绪不再那么激烈。随着高昂、激越、煽情的创伤论述（诸如“伤痕文学”）逐渐淡出，接下来要做的重要事情就是把创伤记忆、创伤的“教训”客体化成为纪念碑、博物馆与历史遗物，加以永久收藏，或使之成为机构化、常规化的公共仪式，也就是客体化为文化记忆。

　　文化记忆这个概念是简?阿斯曼在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概念基础上发展出来的。瑢集体记忆（被阿斯曼称为“交往记忆”）和文化记忆的主要区别在于：集体记忆是日常化的、口传的、不持久的、临时的，具有日常性、口头性、流动性、短暂性；而文化记忆虽然也具有群体性，但因为它是以客观的物质性文化符号或文化形式为载体固定下来的，因此比较稳固和长久，且不依附于日常生活中的交往实践。“正如交往记忆的特点是和日常生活的亲近性，文化记忆的特点则是和日常生活的距离”“文化记忆有固定点，一般并不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化,通过文化形式（文本、仪式、纪念碑等），以及机构化的交流（背诵、实践、观察）而得到延续。”奥斯曼称这些文化形式为“记忆形象”（figuresofmemory),它们形成了“时间的岛屿”，使得记忆并不因为时过境迁而烟消云散。

　　把集体记忆和文化记忆的区别联系于我们说的创伤记忆，那么，创伤记忆显然可以通过两种形式存在：一种是口头相传的集体记忆，另一种是这种集体创伤记忆的物质符号化，即成为文化记忆。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比如德国的大屠杀纪念馆，中国台北的纪念碑，柬埔寨的“红色高棉罪恶馆”以及世界各地各种形式的反法西斯纪念活动。纳入了物化的文化记忆和常规的纪念活动。文化创伤的例行化，对于社会生活有最为深远的规范意义。通过让广泛的公众参与经验发生在过去的前人的痛苦，文化创伤扩大了社会同情的范围，提供了通往新社会团结的形式。

　　（下篇）见证文学:作为一种道德担当的创伤记忆书写

　　二战以后，西方出现了大量大屠杀幸存者书写的见证文学。这种文学所见证的是“非常邪恶的统治给人带来的苦难”瑏。从文化记忆的理论看，见证文学即是创伤记忆的一种书写形式,是通过灾难承受者见证自己的可怕经历而对人道灾难进行见证的书写形式。

　　一、见证文学的一般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