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学和高等教育(2)

　　五、人文关怀

　　大学教育之所以要重视通识教育，素质教育或博雅教育是由于人文学与人文关怀的密切关系。人文关怀就如；一个同心圆，由个人涉及家庭，进而触及社会，国家和整个世界，宇宙。学术界完全是属学术研究的领域，与现实无关，但是重视和保护这些纯学术研究的背后有更广泛的理据:一个民族特有的历史和哲学问题需要不断得到研究探讨，从而积累共同的财富。

　　人文关怀不受学术研究领域局限。也许纯学术研究者的道德操守可能很差，但是在某一方面的学术研究造诣很深，那么从纯学术的角度，从学术自由的角度来看，依然是可以接收和承认的。胸怀人文关怀的也可能是生物学家和物理学家，他们所具的人文关怀甚至比专门研究人文学的人更为宽广。使具有人文关怀的学者培养人文学的素养，而且和他们的学科研究不仅没有矛盾，而且可以相互配合起来。人文学中，除哲学以外，人文学科的研究和创造通常都是分开的。研究音乐的不一定作曲，研究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不一定写小说。

　　人文精神（或人文关怀）一直和高等教育具有密切的联系。克林顿任总统期间曾经成立了一个总统委员会(PresidentialCommission),定期在洛克菲勒基金会中心召开会议，商谈美国人文学研究和教育的未来。与会者形成的共识就是人文精神或人文关怀不一定仅仅是研究人文学的学者所应掌握的，研究生物学的教授对生态环保的关注显示他足够的人文关怀，这种关怀远远超出人文学者所能企及的范围。人文关怀可以在不同的领域出现。湖南大学基本上是一所理工大学，但是把岳麓书院纳入以后，要求学生在岳麓书院修学分，学习中国的书院史，儒学史等等，以此倡导人文精神。人文学应该帮助理工科来培养人文关怀,成为公共知识分子。

　　针对这种现象，我们一直强调的是“公共知识分子”（publicintellectual)的理念。公共知识分子就是一群关心政治，但不一定参与政治，对社会具有责任感，具有文化敏感度而且有责任感的人。西方的研究发现这些人就是大学|的通识教育所培养出来的人才。以前我们希望通过人文学来培养这类人才，但是现在人文学变成专门的领域后，人文学研究的价值并不在于含有多大内在的人文关怀，而是依据人文学学科的自身的标准来评判。人文学和人文关怀往往互不配合：人文学者不一定就有人文关怀，而有人文关怀的人不一定就只属于人文学者。人文关怀的培养要靠公共知识分子，即在各个不同的知识领域之内，除了自己的专业研究之外，他还有更高、更宽的一些考虑。这样的人应该在高等学校和人文学界出现，但是学术界像是象牙塔，虽然有一些关心政治，参与社会和具有强烈的文化敏感度的人，但是毕竟为数不多。值得关注的是现在的公共知识分子从媒体中崛起，如一批拒斥政治势力影响或收买的媒体的评论员和报道者。

　　“公共知识分子”的理念在现今的哈佛大学也同样具有深远意义。哈佛前校长德里克?博克（DerekBok)教授指出，美国高校过于注重职业的需求（服务社会理论）和技能的培训，而由此忽视了学校的另一最基本的和最重要的功能：培养学生成为一个正直的和具有道义感的公民。与此紧密相联的还有其他的问题和弊病。前哈佛文理学院院长亨利?若索夫斯基（HenryRosovsky)教授在19%年和中国高校校长代表团交流时，开诚布公地指出，美国的拔尖学校，如哈佛和其他的长春藤高校享有很高的国际声誉，资源丰富，师资力量雄厚，不仅具有最优秀的本国生源，而且世界各地的拔尖年轻学生纷纷慕名而来求学，为学校注人很多新生力量。但是在过去的十年至十五年内，这些高校收到教育界的抨击，主要的问题在于,学费和其他各类费用昂贵;课程设置混乱，科目的修习没有先后、轻重、缓急之分，缺乏一个中心的文化必修课程。师资和生源比较局限，仅仅吸收社会中一小部分阶层的人。由于哈佛大学是一个研究性质的大学，有重研究而轻教学的倾向，这和小型的重通识教育的学院不同。终身教授没有退休的年限。这是一个非常值得重新考虑的体制，因为基于这种体制，年迈的大学教授为了保持高薪和优惠的教学研究条件，出自各方考虑，自然愿意继续在自己的终身教授位置上任职，却给整个大学的师资和教育体制造成很多急需解决的问题。”

　　这种“公共知识分子”的理念和哈佛大学前校长博克（DerekBok)提出的道义教育有异曲同工之效。针对现在现代年轻人的特点，这种理念显得尤为重要。现在的大学生生活环境比较优越，心理承受能力弱，很难形成一种既承认他人的长处，又勇于竞争的健康心态。知识的获取不一定就意味着人格培养的完成。为了培养一种正确的态度和价值观，我们就需要通过传授知识达到培养人才的目的，大学教育不仅使受教育者形成一种基本的生活态度，而且从更深层的角度来讲，知识的传授过程中还会使接收知识者形成一种独特的信仰和责任感，建立文化心理基础，发展更高的理想。这可能就是传统文化中所讨论的知行问题:不能真知就不能行,不能行的话就不能知。知识能转化为行为;所有的智慧之学,不管是出自什么传统，都有这种功能。

　　人文关怀的理念的形成是素质教育非常重要的内容。强调素质教育并不是转眼之念，而是各种因素的促成使然。由于高等学校是社会中唯一一个重视文化的多元性、具有独立的功能的机构，现在很多专家认为21世纪是人文科学和学校教育相结合的时代。与此相连接的一个更具挑战性的说法就是21世纪是科学和宗教结合的时代。位于瑞士的达沃斯（Davos)的《世界经济论坛》是由欧洲的企业家组织的，原来旨在专门学习美国的企业精神，研究如何和美国竞争。后来渐渐地参加论坛的美国企业家越来越多，现在人数竟然已经超出欧洲的企业家。最近三、五年的论坛上集中讨论的主题是文化认同和宗教问题。三年前提的一个问题就是到底宗教的影响是越来越大,还是越来越小。从17、18世纪以孔德为代表的启蒙思想的发展以来，人类思想的发展是从迷信的宗教时代到哲学的形而上学的思考。人类思想界本以为到了科学理性时代，哲学的意识形态和宗教就会失去作用，工具理性所代表的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是评判世界一切的主宰，人的傲慢显示人对生态环保一无所知。同时缺乏多元文化的构想，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欧洲中心论把现代西方的文化看成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曙光，人类文明的太阳最终会落在西方。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也继承了这种思想，认为现代化即理性化的过程，一定会导致非理性的轴心文明的消减。但是没想到这种想法到了21世纪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公元1000年前人类文明出现的几个大传统:南亚的印度教、佛教，中国的儒家、道家，西方的早期的希腊哲学，中东的伊斯兰教、犹太教、基督教等等到了21世纪依然有非常大的影响力，而且可以预测这种影响力在将来依旧。人类的这些传统是多元的，一个传统不可能统帅所有的文化现象。基督教、英文和美国的经济实力不可能笼罩全世界，而且现在美国国家内部的分化就非常厉害。最近有人提出“宗教的美国”的说法:现在美国的伊斯兰教徒可能都要超出犹太教徒;德克萨斯州现在进行的选举中，共和党提名的两位候选人都是少数民族:加州再过一段时间，西班牙语将会成为实际生活中的第一语言。在很多大城市，少数民族的人口已经超出白人。据估计，到2020年，美国的一半以上的人口将是少数民族，而不是白人。这种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自然意味着我们不得不对美国人的内涵作一个崭新的理解。

　　美国的大学教育的最大的问题就是非西方的传统如儒家的、道家的或是伊斯兰教应不应该进人美国的课堂。其实西方文明是中国大学教育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而中国大学教育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开发自己的传统文化资源。以不亢不卑的心态，而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心态把传统的文化资源开发出来，就如冯契先生所说的摆脱古今、中西之争，把最精华的人文资源和最现代的人文理念结合起来，从而使我们的教育传统一方面具有深厚的根源性，同时怀有不亢不卑，面向世界的视觉。

　　和中国现今实行的教育改革一样，哈佛大学设置中心课程的目的是使非科学专业的学生掌握基本的科学知识，而使科学专业的学生掌握文科内容。根据中国大陆所面临的大学素质教育的现状，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之间存在一种矛盾关系。这种矛盾其实不仅中国存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高校也普遍存在。显而易见，接受高等教育的最基本的目的是获取一种才能，能用之于社会，从而发展自己的职业前途。这就和我前面所讲的大学教育目的为何相联系。这同时也和选择怎样的学校接受教育的问题有密切关系。美国的大专院校有多种选择，如果纯粹是以获取一项职业为目的，那么可以上一些技术性非常强而又见效快的专职训练，比如说会计学，电脑班等等。但是对哈佛大学或是中国的北大、清华一类的综合性大学而言，教育的目的应该超出这些最基本的考虑。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开放，和全世界接轨，教育的需求和目的应该远远超出求职的需求。进一步来说，随着社会的发展，即使出于求职的需求，受教育者也需要接受最基本的人文学的训练。例如，哈佛商学院的学生不仅得修与商业有关专业课，而且近年来还开了商业伦理的课程。在美国传为笑柄的是某总统竟然对亚洲几个国家的元首一无所知，唯一记得的是新加坡有一位姓李的首脑。到世界一流的大学选拔刚刚毕业的拔尖学生是英美一些大公司雇用新人的惯例。他们并不在乎这些尖子学生的专业，而是在乎他们超常的智能，就读于世界名牌大学的经历以及新颖的思维方式。这些大公司坚信，商界的专长无足轻重，这些新录用的年轻人一经培训，即能进人轨道。

　　另外随整个国际世界的全球化和多样化，行业集约化导致不断更换职业的现象。高等教育的另一个重要的挑战就是如何使学生在大学里学到的技能能适应不断变化、更新和发展的社会，从而服务于社会。这不仅是某一髙校，某一地方或国家的问题，而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人，这种挑战日益加深，大学毕业生不仅要适应局部地方的需要，而且还要顺应国际社会变化的需要。业务（profession)专一的人会越来越少，在一个职业上工作五年，十年后更换职业的大有人在。职业种类和机会越多，跳槽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哈佛大学梵文和印度学专业的博士可以在两年之内转为专职律师；多年作田野考察的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能成为联合国最为得力的顾问；历史学家被请人白宫提供决策咨询；物理学专业的博士转人神学院钻研宗教学。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日益难以彻底区分人文学教育、通识教育的作用是在于传授专业知识，还是熏陶为人处世的态度和道理。过去那种专业定终身的现象不再存在，也非常不现实。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人，人们越发感到，全球化的程度越高，地方性也就越强。人类的认同感和同源性随之加强，人文学的力量随之增大。全球化不仅是同质化的过程，而是多元化的过程。这就要求每个人能超越自己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