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学和高等教育

　　按：近年来，哈佛燕京学社社长，哈佛大学东亚系哈佛燕京中国历史、哲学和儒学研究教授杜维明先生曾多次就人文学及其教育功能和社会效益，尤其是对人文学普遍被边缘化的现象，作过精深的阐述。杜维明教授对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新趋向一直非常关注。2002年9月17日，中国教育部髙教司副司长刘风泰和中_高等教育中心、清华大学、四川大学、西北大学、南京大学等髙校副校长就高等院校素质教育问题访问美国哈佛大学。杜教授和来访的校长们就人文学和大学教育作了一次座谈。本文是基于杜维明教授这次谈话的内容整理、加工和编辑而成的，成稿后杜教授百忙中审阅并予以首肯。

　　关键词：人文学，高等教育，素质教育

　　近年来，高等院校大力提倡素质教育。素质教育是大陆普遍使用的一种称法，在美国则称为LiberalArtsEducation，而在香港则称为“博雅教育”，在台湾通称为“通识教育。”虽然不同地区对这一类教育的推广和重视出自不同的教育理念和实际需求,但是各方都一致认为，在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髙校应该注重通识教育，提供人文训练，培养人文素质。通识教育与人文学紧密相连，人文学是通识教育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因而介绍通识教育，或是博雅教育，或是素质教育时，确实离不开对人文学科的内涵作一澄清。

　　何谓人文学？中国大陆的学术界通常把学术领域分成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而人文学则属社会科学之列。这种分类与别的国家很不一样。在美国，学科通常分为自然科学（sciences)、人文学（humanities)和社会科学（socialsciences)三部分。人文学为humanities，顾名思义，是有关人的学科。美国在1965年成立了一个称为国家人文基金会（TheNationalCouncilontheHumanities)的机构，旨在对人文学进行重点考察和研究。显而易见，美国学术界的这种分类认为科学并不涵盖人文学，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德国的情况,这种学科的分类更会引起一些歧义和混淆。根据德国的传统，德语中的“科学(Wissenschaft)”包括所有的学科。

　　不管对人文学的内涵作怎样的理解，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人文学具有独特的研究领域和方向：人文学是一门对人的自我了解、自我认、自我定义最贴切、最直接的一种学问。当然从广义上理解，所有的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都是在不同程度上人对自我所作的了解和研究，但是不管是在方法取径、课题范围或知识特性方面，人文学（包括文化学、人类学、人格心理学、政治文化学等人文因素突出的社会科学）确有独特的思维模式、研究对象和诠释方法，具有难以量化的共性。$文学的真情实感、历史的集体记忆、哲学的窨智和宗教学的终极关怀都是紧扣人的存在、人的生存条件和意义等方面展开的学术领域。任何一个民族、文化或地域的历史所积淀的文化、知识和经验使我们能更为明智地了解自己的过去和眼前的处境。如果一个人、民族和国家对自己的历史不了解，不重视，那么就会对自己的文化认同、自身处境的理解产生偏差。这也就是史家所谓的学史使人明智的道理所在。

　　从实际操作和发挥作用的角度而言，人文学具有一种细水长流的特征。自然科学界，如物理学和数学界有20多岁就取得巨大成就的杰出人才，但是人文学者出成果的时间就比较晚。20岁就能展露头角，硕果累累的人文学家就非常罕见。人文学界的研究成果的取得，除了对文本作深人和独到的研究之外，还需要长期的学术积累和丰富的人生经历。根据日本人文学者的经验，人文学界的很多重要的成果是学者在退休后才取得的。

　　中国传统所谓的“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确实道出了培养人才的艰辛和漫长，同时也说明了除了长期的努力之外，教书育人还需要传统，即一种文化传承的熏陶。自然科学如此，社会科学如此，人文科学更是缺之不可。我们并不希望用大量的资金在很短的时间内开发人文学，而恰恰相反，我们可以利用相对少的资金，通过长期的积累来发展人文学。如果有20至50万的资金在两年内完成一个项目，还不如每年用五至七万资金在五年内完成。就以我们所在的哈佛燕京学社为例。自1928年成立以来，哈佛燕京学社主要形成两方面的目标和意向：一方面是发展美国的有关东亚地区的人文学研究，尤其是中国的人文学；另外一方面是协助中国发展人文学，开拓研究领域。燕京学社最早的出版物就是有关中国古典著作研究的索引，旨在建立扎实的人文学的基本功。其出发点在于:人文学的培养和发展相对来说是比较缓慢的，需要在文史哲学科的基本功方面做长期的扎实的磨炼才能取得。20世纪60年代初，杜维明教授获得哈佛燕京学社的奖学金来哈佛大学留学。当时他的指导教授对他说，这一来可不是三、五年的计划，而是一个学者终生事业的开始。可见，对人文学科来讲，至少一定要有十年甚至更长的计划，长远之计有利于学术积累和传统承接。一个学社、研究所一定得有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的时间，其制定的策略和计划才见成效。

　　目前全世界由于工具理性(instrumentalrationality)、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占据主导地位，普遍存在人文学被边缘化(marginalization)的现象。这一现象在文化中国存在，在美国也是如此。在市场经济和权威政治的夹击下，人文学发展的空间非常狭窄：从事基础研究的人文学者，特别是有意于人文学研究的年轻学者和致力于前沿创新的学术精英，颇有“琅苦”的迫切感。人文学被边缘化的现象来自人文学独具的特征：人文学能直接产生实，价值的领域太少，其中似乎只有政治学和经济学两个领域具有相对而言较为突出的实际价值，而其他的领域，如文学、艺术、音乐、哲学和历史等领域一般得不到足够的重视。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学科事实上为现代社会创造不可缺的无穷的文化资源。如果大学不能承担创造文化资源、递接文化传承的社会职责，那么整个国家的发展将来就会出现很大问题。

　　虽然人文学被边缘化是大势所趋，但是美国的大学并不放弃通过人文学来发展通才式的教育。和中国的高等学院相比，美国的大学较为重视对学生进行人文学科方面的施教。从学科的选择来看，企业管理(MBA)、法律、医疗和建筑等专业性突出的学科一般都不属于大学本科生(undergraduates)修习的范围。本科大学生是没有资格专修企业管理、法律、医学和建筑等职业倾向和专业性极强的学科的。学生必须先打好全面的知识基础以后才能进人研究生院攻读这类专业。

　　虽然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和拜金主义对整个社会的影响颇大，但是美国却不乏经过人文学和社会科学科班训练的研究人员和精英分子，也有不少杰出的人才立志进人人文学、社会科学领域。相比之下，现在在大陆、台湾、香港和新加坡，最优秀的人才通常志在企业管理或科技领域。即使进人社会科学领域，他们多半是要立志于经济学；要是进人人文学领域，则是专攻外文专业，真正把专攻文史哲作为第一志愿的人并不多。但是在美国或者欧洲，学人文学、社会科学这方面的人数虽然不多，但是进入这些领域的都是精英中的精英，通常都是以第一志愿进人人文学领域。他们花了许多年求学、研究，但是毕业以后并不一定都从事本行的纯学术研究工作，而是从事于企业界或其他领域，在社会各界发挥巨大的积极作用。他们认为，经过人文学研究的长期磨炼，到任何领域都能得心应手地发挥自己的技能和专长。人文学研究所起的作用，也许从量化的角度很难显出，但是对一个人的文化素质和人文关怀方面的熏陶是其他量化的学科所望尘莫及的。

　　同时,美国以LiberalArtsCollege为主的通识教育体制有效地弥补了人文学科的专业被边缘化导致的缺陷。致力于LiberalArts教育的本科学院在美国大约有一百多所，知名的有三十多个。这些大学的办学规模都比较小，每所大学通常有两千至三千名学生。美国历来的知识精英，不管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界还是企业界、政界的重要人物，从这些大学毕业的比例特别高。这些小型的LiberalArtsCollege所强调的素质教育重在人格教育，人数少，教学质量好，属一种精英式的教育形式。美国学术界基本形成这种对教育的重要性的共识，并不低估其巨大的社会影响。不过，精英式教育的目标并不是顾名思义地理解为把每一个受教育者都培养成为精英。虽然这是非常好的理想，但是并不符合现实。那么到底如何去理解精英式的教育呢？精英式的教育与社会对髙等教育的需求之间的关系又是如何呢？这自然引出有关大学教育目的的议题。

　　一、基础研究

　　毋庸置疑，高等教育首先应当适应社会的需要，为接受教育者提供寻求职业和发展自己的基本技能。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高校曾经就大学教育到底为何展开激烈的辩论。当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克拉克·克尔(ClarkKerr)提出，大学教育旨在为社会服务（socialservice)。这一工具理性引导下得出的观点受到大学教育界很大的置疑。人们纷纷回应，指出大学教育的中心并不在于经济效益，除了为社会服务以外，还应该承担基础研究的职责（如前面提到的早期燕京学者致力于编撰学术索引），形成强大的社会批判力量，致力于文化传承（culturaltransrmssion)的重任，并且还应该具有独立于市场机制和社会功用的理想。

　　就基础研究而言，比如量子论，刚刚出炉时只是物理学上基础研究的一个重要突破，似乎难以形成社会效益。但是经过一、两代,现在的影响非常巨大。如果纯粹从工具理性的角度来看，量子力学当时既不能促进农业的发展，也没有直接的社会效益,完全没有做深人研究的必要。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人文学具有类似的巨大的社会力量。

　　当然，我们在这里强调人文学的非社会服务效用的同时，并不否认其间接带来的社会效用，因为人文学科所具有无可否认的社会效用之中的重要一点就是大学所承担的独特的社会批判的功能。

　　二、社会批判力量

　　除了显而易见的服务社会和承担基础研究的功能以外,更为重要的是大学还应该成为社会、文化以及政治的批判中心。大学具备的这种齐全的察视和批判社会的力量是政府、企业或是社会的其他部门及其运作机制中所没有的。高校内社会批判力量的形成及其发挥的作用，不分学科,但是人文学科具有发挥这一社会功能最大的潜力。值得注意的是大学作为社会的批判中心，并不意味着大学会完全从负面来暴露一个社会或一个政体或某一政策的缺点，而是通过长期察视政府、社会而得知其策略上的弊病，从而引起政界的关注而谋取改进。这就牵涉到大学教育和所处的政治环境的关系。

　　大学所具有的社会批判力量并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这种批判功能的形成和一个社会的政治体制紧密相关。大学教育能取得成功的首要条件是脱离政治和其他外界因素施加的影响。美国的私立大学通常相对独立于政府或任何其他政治机构和党派的干涉。这种独立性反映在多方面，如师资的选择，学生的录取，课程的设置，研究项目的规划和制定，学术课题的设制和评估等等。美国总统没有权力干预任何一所大学聘任教授的决定，也不能干涉教授的教学理念和内容。而在一些州立大学，政府以某种形式干涉和介入大学的办学方向，于是政治化的需要和议题自然而然随之介人。这正是目前美国许多州立大学面临困境的直接原因。最突出的一例是目前麻省州立大学(UniversityofMassachusetts)所面临的资金、裁员和教学质量的困境。政治制度在某种意义上导致教育体制陷人困境，政府对公立学校教育制度的介人，资金的短缺，师资力量的削弱和城市居民的（innercity，相对于成为suburbanarea的郊区而言)人口结构都极大地直接影响到教育质量。可以并不夸张地说，在很多情况下，政治制度甚至会导致教育制度步人死角。

　　另外，与人的权利意识相联系的是公民应该具有的受教育的权利。教育是公民的一种基本权利，一个国家不仅要保证其公民能得到最基本的义务教育，而且公民还应该具有选择如何接受教育的权利。就前者而言，中国做得很不错;但是从后者来看，现在选择的空间依然非常欠缺。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一个美国家庭可以为子女选择受教育的方式:公立学校或是私立学校。甚至近年来在美国兴起一种家庭教育(homeschooling)的运动，即家长承担为子女提供教育的教师的职责，尤其是对低年级的学生而言。

　　政治制度和教育体制的关系在微观上放映在课程的多元选择性。哈佛大学的素质教育中的人文学科有较大的选择性，即在同类课目里，学生有充足的选择余地。一所大学应该尽量避免的是有关某一学科开的只有一门课，要求所有的学生都得去上。不管从培养哪方面的素质来看，这种单一的强迫式的教育方式最终会出现教育政治化的问题。政治化的现象不一定仅仅出现在一个国家，也会出现在学校教育本身。美国大学生一年级一般是不会定专业的,专业一般在二年级以后才定，而且四年中换系的可能性很大。而按照国内的髙考制度，学生报考时就得定系科。十五年以前美国有的一个大辩论就是学生进大学以后，应不应该有任意选课的自由。当时辩论的结果，布朗大学(BrownUniversity)决定取消学生选课的限制。他们认为学生所修课程的专业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出色的学生和优秀的师资力量的结合而产生的积极的教学效果:学生四年中所受的教育熏陶和所修的课程最终会引导他们达到自己所希望追求的目标。而哈佛做的恰恰相反，采取了“核心课程”(corecourses)的方法来拓宽学生受教育的知识面。爽在布朗大学是哈佛很强的对手，一些优秀髙中学生同时被这两所学校录取以后，不愿来上哈佛，而是到了布朗大学，希望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柯伟林(WilliamKirby)教授于2002年7月上任哈佛大学文理学院院长后，着手对本科科目作全面的评审，以求改进。现在哈佛大学校方谈论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是否一定要让本科学生四年都在一个校园内度过，是否应该让他们到国外去留学一年以增加见识，发挥更大的潜力，培养多方兴趣。

　　再就社会批判力量而言，在所有的社会民间力量中，大学的构想大约超出一般社会五年或更久。美国反越战的情绪和思潮首先出现在大学内，而政府对此一直持否认态度，但是五年后却在美国社会形成主流。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许多社会力量都希望美国能成为和平的协调者，而不是霸权的征服者。现今对布什政府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一事，哈佛教授和学生已经联名写信反对政府的这一决定。反战理念在大学非常强大，但是在社会上尚未产生多大影响，相信五年后肯定会形成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这种强大的社会力的出现是由于美国社会本身就是一个移民社会，除了强大的科学能力之外，还有各种不同的文化相互交融形成的动力。这不仅反映在学科设置上，也反应在列任校长的学术背景上。两年以前，哈佛大学主持了一次中国的十位大学校长和美国的十位大学校长的会谈活动。中国的大学校长基本上是理工科出身的（现阶段北京的领导阶层也大都是清华大学、交通大学等理工传统培养出来的人才），而参加会谈的美国的十位校长除了加州理工学院（CaliforniaInstituteofTechnology)以外，都是研究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的学者。当时哈佛的校长陆登廷(NeilRudenstein)是研究英国文学的，斯坦福大学的校长加斯帕（GerhardGasper)是研究法学的，耶鲁大学的校长列文（RichardLevin)是研究经济的，而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瑞普(GeorgeRupp)却是一位神学家。瑞普早年从哈佛神学院毕业，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之前，曾担任哈佛神学院院长多年。最近任职十年后刚刚荣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历任校长中被评为最杰出的校长之一。在国内，神学家当校长几乎是天方夜谭。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大学具有的这种社会批判的功能来自高校教育和人文科学的紧密关系，因为人文学的精髓之一也在于其独具的批判精神。

　　三、创造和储聚社会资本

　　大学教育还有极为重要的一点，即为学者和受教育者提供创造和储聚社会资本的重要场所。这一点似乎人人都能意识到，但是依然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在一个复杂的文明社会中，除了积累经济资本以外，我们更需累积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不能量化，但是对于社会的凝聚力和适应性的形成非常重要。一个复杂的现代社会，除了科技能力以外，还必须有文化能力，而且文化能力则与人文学，即现在髙校大力推行的通识教育（包括语言、历史、文学、宗教等各个学科领域的课程)都有密切的关系。

　　全球化的趋势出现以来，美国的政界逐渐意识到，如果经济资本的储聚不和社会资本的储聚相配合，国家的综合力量就会受到极大削弱。哈佛大学现任校长也深深意识到，全球化注定大学内的知识传统和社会资本的储聚将对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重大影响，而且所起的作用将超越以往的任何一个时代。对一所大学而言，如果内部没有悠久的讲学传统或教授间良性的跨系科的对话、切磋、研习之风，学者之间没有辩难，那么步人这种大学，人们很快就会意识到即使有雄厚的资金，这大学也将很难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很多州立大学有雄厚的资金，立志成立新的系科，具有发展领衔学科的强烈愿望，但是缺乏应有的坚实的社会资本和长期积累的学者之间的相互探讨之风，因而这种发展的愿望很难实现。以历史系为例，哈佛大学的历史系几年来在美国大学排名第五或第六位，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历史系虽然运转的资金不及哈佛的三分之一，但是排名总是居于首位。其中最大的原因是伯克利分校的历史系具有资深的老教授带年轻教授，合作共进的传统和学风。研究中国历史的教授的著作得由研究其他领域的（如古希腊历史或研究文艺复兴历史）教授来评阅，然后一起讨论，辩难。这已成为伯克利分校非常强盛和悠久的学术风气。相比之下，哈佛大学的教授则往往倾向于惟我独尊，失去了很多共创大学社会资本的机会。原伯克利分校的一位研究欧洲文艺复兴的知名学者威廉·鲍史玛教授，虽然受哈佛重金聘请，前来任教，但是三年后他还是决定回到伯克利。问他为何，他解释到，在哈佛大学两位教授见面说是一起就午餐，就共同感兴趣的议题随便聊一聊，结果他们竟然得拿出各自的日程本商量半天，才能定下安排一个月以后见面，而在伯克利分校，教授之间随时都可以讨论，由此储聚了很多社会资本。哈佛大学自然也有很强的系科，如经济系和政府系，排名始终居于首位。这些居首位的系的共同点就是社会资本非常雄厚，辩论之风强盛，教授之间的切磋和辩难跨文化、系科、年龄。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储聚社会资本也可以看作是社会力形成的重要积累过程。在美国，九·一一事件以来，除科技能力以外，国际文化能力很弱，不了解伊斯兰文化，不了解东亚和南亚文化，对外国文化和历史的无知导致其狭窄的政治观。这种狭隘的政治观和美国十分活跃的公民社会（civilsociety)的巨大力量形成强大的反差。据统计，美国的众议院中只有45%的众议院持有护照，可见他们并没有出国意愿，以前波士顿的一位众议院说，所有的政治都是地方的政治（Allpoliticsislocalpolitics),这完全能显示美国现今的一种政治精神。

　　四、人文传统和文化传承

　　素质教育所应重视的另外一方面就是人文传统的传承。人文传统的传承者并不一定仅仅是从事人文学的学者，人文传统和人文关怀在各类职业中都起着非常重要作用。文化能力是为人的基本功，不管以后走哪一条谋生之路，文史哲都是不可或缺的普通常识。1977年以来，新加坡进行全面教育改革，提出“创意学校和求学国家（CreativeSchoolandLearningCountry)”的口号，并以波士顿的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为大学改制的典范。其中最关键的项目就是加强学生的文化能力，并以此作为提高科技水平的基础。

　　对髙等院校加强文化教育所能起到的巨大作用，阐述得最为深刻的可数哈佛中国同学会于1936年哈佛大学建校三百周年所立的纪念碑的碑文：

　　文化为国家之命脉，国家之所以兴也，由于文化；而文化之所以盛也，实由于学，深识远见之士，知立国之本，必亟以兴学为先。创始也艰，自是光大而扩充之，而其文化之宏，往往收效于数百年间而勿替。是说也，征之于美国哈佛大学，滋益信矣！……我国为东方文化古国，然世运推移，日新月异，志学之士负笈海夕卜，以求深造。近三十年来，就学于哈佛，学成归国，服务于国家社会者，先后几达千人，可云极盛。今届母校成立三百年纪念之期，同人等感念沾溉启迪之功，不能无所表献。自兹以往，当见两国文化愈益沟通，必更光大扩充之，使国家之兴盛，得随学问之进境以增隆，斯则同人等之所磐香以祝，而永永纪念不忘者尔！

　　这里所谓的“文化”，即传统，尤其是指蕴含在人文学科的一种传统，而且这种传统往往超越人文学科领域，而扩散到各个其他学科，成为一所大学的内在的、任何其他社会力量都无法抗拒的力量。随着世界全球化进程的深人，几乎没有人能否认这种文化传统的熏陶的重要性。人们不禁发问：难道只有人文学科专业的学生需要修习这类学科？

　　对一所大学的影响力而言，其悠久的传统非常重要。校长任期长可以规划长远的策略。这种传统不仅反映在学校的教学内容，而且更重要的是对教育风格时时起到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就哈佛大学来说，自I860年代美国内战结束以来至今，只有七任校长，现任的萨默斯校长是第七任校长。校长任期长的达30-40年，而任期最短的是上一任校长陆登廷（NeilRudenstein)，在职只有十年。

　　素质教育注重的是悠久的文化传统以及由这一传统引发的人的全面发展。例如，传授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校，如朱熹所创的白鹿洞书院的学规成为所有东亚学校的模范。白鹿洞书院的学规基本上力足于如何做人的素质教育，伦理教育。在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人们易于狂妄地认为，越往前行进的时代越不必回顾古人经历的一切，因为古人所知的信息和我们现在差得实在太远了，现代社会一个小学生掌握的信息和知识远远超过古时大智大德所具有的。但是信息不是知识，而是知识的基础。信息爆炸的时代不一定有充足的知识力量。而知识不管有多全面都不能等同于智慧。智慧和人的身心的体验有关，学到后还一定得亲身经历过，即我们所说的“体验之知”（embodiedthinking)。知识有一种累积性，但是智慧却有一种超出知识、知识的积累所无法替代的深度。在这种前提下可见，人文学是和智慧有密切关系的学科，历史的集体记忆，最精致的语言来表现最精致的感情的文学，对人的最基础的原则的反思的再反思的哲学都是个人和群体对自我的最直接、最亲密的自我了解的学问，即作为人文学的精髄的古希腊所谓的自知之学。

        从人文学研究本身的操作来看，人文传统就显得更为重要。研究人文学的学者没有不注重文本的：以虔敬的心情对经典文本进行理解、诠释、研究。柏拉图生活的时代早已过时，但是在大学的研究院部开柏拉图的《理想国》课时，无论是资深的教授还是研究生，对此书总是战战兢兢地带着虔敬的心情来拜读，唯恐有误。对柏拉图、亚里斯多德还是托马斯?阿奎那(St.ThomasAquinas)的著作是这样，对中国的四书五经也是如此。我们并不是站在现代人的髙度，带着现代人的傲慢姿态来解读经典著作，而是希望通过对这些蕴藏着丰富的文化资源的原著的诠释，得到智慧性的启迪。研究希腊历史或是圣经，都是对经典作一字一句的解读。这种读书法在日本称为“会读”，很多学生一进研究生院就开始这种会读的训练，从较为浅显的文本开始，然后渐渐攻读生疏又深奥的文本。这种会读活动从做研究生时期一直延续到教授任职期满退休，从不间断。比如，京都杜诗的会读活动40年没有中断，学者们把所有的杜甫和白居易的文本一字一句进行解读。他们的《六祖坛经》的会读也是世界闻名的。日本把这种研究技能的培养看作是基本功的训练。在德国叫Seminar(指高等学校的研究班专题讨论会），Seminar上进行研读之后，大家收集有关某一主题的论文出成果。美国也有很多有关古希腊哲学或是爱默生著作的会读。这些基本功的训练初看似乎非常笨拙，但是储聚了很多人文学的资本，挖掘出很多传统文化的内在智慧。

　　这样我们就出现了另一议题，即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的关系。中国现在的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之间的脱节现象非常严重。所谓的传统文化并不包罗万象，而是指真正代表民族文化中最精致的人文学，即历史、哲学和文学。我们面临的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如何能把传统文化中最精致的部分带进文化传统，逐渐增加传统文化在文化传统中的份量。以中国为例，大门被西方列强打开以后，受全盘西化的影响，文化传统中长期积淀的传统文化的声音非常弱小。最好的例子就是我们现在所用的很多学科用语的来源。这些用语大都是来自西方经转日本而传人中国的。比如“社会”或“社会学”一词，以前严复曾经想用“群”或“群学”,但是后来用了日本的shakai,其实不是中国传统所说的“社”和“会”。经济更是一个有趣的例子。中国对经济的传统理解是经世济民，日本的译文时就包含有这层意义。而西方的“economics”一词却一定有这一层含义，西方的经济学直到18世纪的亚当?斯密（AdamSmith)时代才出现。哲学也是如此，至今学者们还在疑问：哲学到底是什么？中国的道家和儒家理论能算是哲学吗？印度教、锡伯莱教算是哲学吗？在西方，哲学和宗教截然分开。宗教是锡伯莱的文化传统，而哲学则是希腊的传统。在西方谈哲学史则不提耶稣，也不讲奥古斯丁。而在中国，哲学思想和宗教思想相差无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