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杂志》视野中的“三农”文学(2)
(三)新式教育下的乡村读书者
这一群体的形象呈现多元化特点,既有阴险毒辣的金国宝,又有另寻新欢的“老二”,还有有勇有谋、为人善良的张国本。王向辰的《国宝》塑造了阴险毒辣的金国宝形象。读了大学的金国宝在家乡受人尊敬,但他却主张变卖坟树,从而可以还赌债、酒债。他策划了一系列行动,名义上他宣称卖坟树是为了救济族中的贫困者和筹备公学的基金。在族人会议中提前找了十几个人策应,打了不同意卖树的堂弟,乘着纷乱,逼族长盖章;此后制造了一场堂弟纵火的冤案,堂弟入狱,变卖坟树终于可以不受干涉地加以进行[15]。前羽的《乡村一妇人》刻画了另寻新欢的“老二”形象。苏青的丈夫“老二”依靠苏青的织布、省吃俭用得以在上海读书,但读书后的丈夫却不像读书前那样对她恩爱,而是另寻新欢,要和苏青离婚[16]。金国宝和“老二”都是受过新式教育的农民,给乡村和农民带来的只是破坏和欺凌,而熊佛西的《过渡》则塑造了张国本这一为乡村建设做贡献的大学毕业生的形象。张国本带领农民修建桥梁,为的是过河不再危险。他为人善良,给了村女4枚铜元,使其能够过河看她重病中的妈妈。他有勇有谋,修建桥梁损害了船户胡大老爷的利益,胡大老爷进行谩骂,并且恫吓要去衙门喊人,此时别人都非常害怕,他劝大家:“大家别害怕!一切都有我!我们没有犯法,衙门里决不能逮我们!”[17]他发动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来造桥,他还识破了船户胡大老爷破坏桥梁的奸计,当群众们要揍死胡大老爷的时候,张国本还进行了劝阻。
三、“三农”问题原因的反思与出路的探讨
《东方杂志》中“三农”文学作品具有浓厚的问题意识,面对农村的破产状况和农民的悲惨境遇,《东方杂志》的“三农”文学作品积极反思这一悲惨现象背后的根源所在,“三农”问题的出路也有所体现。
(一)兵和匪
兵和匪是此时《东方杂志》“三农”文学作品中反映最多的主题,兵、匪和农民三者的关系复杂。
首先,农民是兵和匪的主要组成部分。农民在绝望以后,当兵或者成为土匪成为他们的出路。魏金枝的《白旗手》讲述了农民失去土地以后不得不当兵,后来又当上土匪的悲哀[18]。
在兵和匪的关系中,“许多土匪就是溃散的军队,许多军队就是招抚改编的土匪”[19]。王辉祖的《辙》描述了乡绅胡伯卿活捉了孙吴两土匪头目,但被官兵释放,后来土匪又投诚成为了连长,军队欠饷后,他们重新成为土匪,杀了胡伯卿,抢劫各家[20]。
其次,兵和匪都是农民的敌人。《虚惊》中的王传茂谈到:“土匪吃了我家的猪、鸭,军队吃完了我家的面、米、鸭蛋,临走还要我家出了二百块钱,两个伕子。”[21]
其中,“人民畏兵甚于畏匪”[22]。胡叔农的《平先生》中白果村受到土匪威胁,村民并不愿意通知官兵镇压。后来官兵不请自来,让村民缴纳巨额的清乡费,然后乱抓乡民认作土匪,同时侮辱妇女[23]。任叔的《追剿》一方面描述了土匪有人性的一面,释放穷人,并且各送10元当作路费。另一方面刻画了士兵奸污妇女,无恶不作[24]。
农民和兵、匪的关系以恶性循环的方式存在:兵匪横行乡里,农民没有出路,不得不沦为兵匪,接着蹂躏农民。周楞伽的《荒村古刹》运用极其荒诞的方式描述了当兵7年的“丈夫”一时没认出自己的家人,在荒村一古庙里意欲对自己的老婆和妹妹进行奸污、而且摔死了自己亲生儿子的惨剧[25]。
(二)天灾
主要是旱灾和水灾。前羽的《卖》中讲述了旱灾来临后,农民为了活命必须卖掉女儿,主人公一直在卖与不卖之间做着激烈的思想斗争。丁欠的《阿毛》中阿毛一家因为旱灾没有饭吃而全家自杀。⑥任汉的《堤下的悲剧》里新南围是围着河道而建,由于人们不断向河道索取土地,河道慢慢狭窄和浅薄,极易发生水灾。此处居住的佃户们经常守护他们的堤防防止水灾,驼背三元因守堤而被大水冲走,他儿子阿从在下一次守堤中也被冲走,现在守堤的是阿从的弟弟阿全[26]。高植的《村童》、徐讦的《水中的人们》、蓬子的《深秋》和王向辰的《到哪里去》也都描述了水灾的无情。⑦
(三)其他
鲁迅在《祝福》里对乡村社会进行批判,本来祥林嫂在鲁家好好地生活着,却让她婆婆给捆走,卖给了别人。她再次回到鲁家的时候,“手脚已没有先前一样灵活,记性也坏得多,死尸似的脸上又整日没有笑影”[27]。周楞伽的《栋树港的一夜》也揭露了乡村社会的冷漠。王翠娥公开和外村的木匠谈恋爱,即使在公共场合也和木匠说话,村民纷纷说她不要脸。王翠娥在风言风语中被忠厚的父亲嫁给了村里的一个男人,但王翠娥为木匠保守自己的贞洁,在一个夜晚,王翠娥与木匠约会被发现,最后村民打死了木匠,王翠娥也疯了。此时,婆家驱逐了王翠娥,村民还不让王翠娥父亲带她回家,只让她在这一带漂泊着[28]。
政府的扰民建设和官吏的腐败是《东方杂志》作品所抨击的对象。谷剑生的《金宝》揭露了国民政府在乡村建设过程中对农民的打击,周光炎家的瓦房被划入公路建设规划,他们一家将无处可住[29]。傅东华的《故乡散记》里县长利用捐助抗日的名义聚敛钱财[30]。
农民自身的缺陷也是《东方杂志》各论者所批判的对象,论者对农民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抽鸦片和赌博是农民的两大毛病,《在贵州道上》里的轿夫为了抽鸦片烟,卖光了妻子的首饰和衣服,最后将妻子卖掉,当得到作者“我”所给的三百文钱后,马上就闪进了“烟室”中去了[31]。《赌徒吉顺》中的吉顺为了赌博而典妻[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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