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东方杂志》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发表了大量“三农”作品，其中相当部分为文学形式。本文通过分析《东方杂志》对“三农”文学的刊载、农村人物形象的建构、“三农”原因的思考与出路的探讨等方面，展现民国时期“三农”文学的面貌，从而拓展“三农”思想史研究的视角。
关键词：三农；文学；东方杂志
中图分类号：I2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4）11-0018-04
民国时期，在内外各种因素作用下，“三农”问题日益突出。社会各界对其广泛关注，时人评论道：“‘复兴农村’现下固为最时髦的名词，报章杂志，琳琅满目。”[1]近代国人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三农”问题，文学形式即是其中一种。此时的《东方杂志》以其高度的严肃性、学术性和丰富的内容，受到社会的推重，被称为“杂志界的重镇”和“杂志的杂志”[2]。本文立足文本分析，试图对《东方杂志》与“三农”文学的关系作一初步整理，①以期抛砖引玉。
一、《东方杂志》对“三农”文学的刊载
近代知识分子对小说等文学的功用较为重视，茅盾认为：“自来一种新思想发生，一定先靠文学家做先锋队，借文学的描写手段和批评手段去‘发聋振聩’。”[3]作为综合性的期刊，《东方杂志》一直非常重视文学，除个别卷号没有刊载文学作品外，各期都有所刊载，鲁迅、巴金、老舍、茅盾、沈从文、朱自清、郭沫若等等大文豪都在《东方杂志》上留下自己的印记。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针对充斥文坛和大街小巷的鸳鸯蝴蝶派作品，②《东方杂志》编者批判其“为艺术之艺术”，而赞同托尔斯泰的“为人生之艺术”，认为，“艺术这东西，要是和人生问题全没干系，那便是一种奢侈品，和酒精烟草等物一样，只配当作少数人的娱乐品，并不是大多数人民所必需的。”[4]对占中国主体的“三农”的描述成为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要内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几乎所有的作家全写农村去了”[5]，《东方杂志》刊载了大量关于“三农”题材的文学作品。
《东方杂志》所刊“三农”文学作品展示了一幅幅“三农”场景的画卷，不仅揭示了物质层面上农民的贫苦和农村的凋敝，还写出了文化层面上农民的愚昧和农村的恶俗。
章克标的《乡村小景》描绘了农村的衰败，“近年来很少回乡去，回去总觉得街上异样的冷清寂寞。”[6]丁昏金的《丰收凶年的故事》[7]描述了全村最大的富户张德公家的两次抢劫行动。张家因为一大堆高利债主的催索，同时粮食和田地价格低落，无法还债，张德公不得不进行抢劫。富户的生存状态尚且如此，一般农民的贫苦可想而知。卖妻卖子的现象也随处可见，许杰的《赌徒吉顺》[8]中主人公吉顺的典妻行为，孙梦雷的《柳絮》、沈沦的《应征》、前羽的《卖》都描写了农民为了生活所迫而卖女儿的故事。③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自杀也就成了农民的必然归宿。丁欠的《阿毛》描写了13岁的农村孩子阿毛，每天都幻想着能吃到肉，但出现了旱灾，野菜都难找到，父母认为“做鬼也不能做饿肚皮鬼”，[9]最终全家吃了一顿毒米饭后集体身亡。
农民的愚昧和农村的恶俗也是《东方杂志》论者表现的主题，侍桁的《石臼菩萨》用讽刺的手法表现了农民迷信的可笑。《石臼菩萨》描写的是一块石臼上面因为有人撑伞躲雨而没有淋湿，村民认为是菩萨显灵，在“凡是诚心求菩萨的，没有不灵验，如果菩萨不肯施恩的，那是因为他的信心还不真诚”的思想指导下，“这个石臼菩萨日久不只成了这一个乡村的人民的生命的上帝，而且连外乡的人们也感动了。”[10]鲁迅的《祝福》表现了祥林嫂在无情的社会关系中走向死亡，鲁镇人拿她当笑料，柳妈挖苦她在阴间会被两个丈夫劈成两半，鲁四爷不准她参与祭祀的工作，正是在这种冷漠与无情中祥林嫂的精神逐渐走向崩溃。王向辰的《聋郑》里的主人公郑聋子在村民的冷漠和仇视中，由一个打猎和种瓜的能手到走投无路而跳井自杀，刻画了村民的冷漠和无情。④
二、农村人物形象的建构
恩格斯曾提出“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11]命题，典型人物身上沉淀着社会历史内涵。《东方杂志》的“三农”文学作品塑造了农村中一系列典型人物形象，主要为农民、地主和新式教育下的乡村读书者。
（一）农民
勤劳是各“三农”文学作品中对农民形象的一致认定。《大地》中的农民王龙，努力勤恳，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土地之上，宁愿逃荒也不卖地，通过自己的勤勉，土地日益增多，财富也渐渐增长[12]。
《东方杂志》“三农”文学作品也着力塑造农村女性形象。《大地》中的阿兰平时默默不言、吃苦耐劳（怀孕了还下地干活）、勤俭（有钱后还十分节省）、顺从（自己留下的两颗珍珠也被丈夫拿走送给了小妾；不敢反对丈夫娶小妾）。作为女性，母亲的角色也为作品所关注，母亲对孩子的爱得以充分表现。《祝福》中的祥林嫂因为儿子被狼叼走后，神情恍惚。《任先生》中的任先生妻子“疯疯癫癫的常常哭，有时候在下着濛松雨的半夜里，她都会从被窝里爬起来，一边哭着喊着‘栗生’、‘栗生’，一边跑去野冢场那儿，抱住一个坟头哭着，栗生大概是她的死去的儿子了。”[13]在饥饿的年代，母亲也会对孩子狠下心肠，这是对社会的控诉。《大地》中的阿兰将刚出生的婴儿掐死。何家槐的《第六产》更是详细描述了刚生下女婴的母亲闷死婴儿不舍的心理过程。⑤
（二）地主
对于一部分《东方杂志》“三农”文学作品来说，由于作者从“乡愁”这一角度进行描述，作者扮演着故乡现场中地主或者富农儿子的角色，这一部分作品中地主的形象并不突出，是混杂着“善”与“恶”的统一体。除此外，蓬子的《深秋》刻画了茂法公公吝啬、贪婪的地主形象，如为茂法公公做牛做马的老佃户由于大热天在田里中暑而死，他却不肯布施一口棺材；大荒年拿油米和虾肉喂金鱼却不肯借粮食给他的佃户；乘着荒年来放高利贷，从而霸占土地；挨饿的人们拼着命来修堤，茂法公公却克扣工钱等[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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