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在选取因果关系角度的国→家→人的情节结构动力整体框架层面和人物动力角度的具体情节结构动力层面对《金瓶梅词话》作品背后蕴藏的创作意图和作品的深层意蕴进行了分析，以期对《金瓶梅词话》的叙事特点有进一步的了解。
关键词：金瓶梅词话叙事情节动力
一
在对情节结构动力进行分析之前，需要对“情节”进行界定。关于情节的定义已有许多论述。英国著名小说家E.M.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对故事和情节进行了区分，认为故事是按照时间顺序安排的事件的叙述，情节也是事件的叙述，不过重点放在因果关系上。“国王死了，后来王后也死了”是一个故事，“国王死了，后来王后由于悲伤也死了”则是一个“情节”。美国学者查特曼则对福斯特的这种说法提出了质疑，认为福斯特所举例子中的区别不在于因果联系的有无，而在于这种因果联系的公开性和隐蔽性。虽然作者在第一个例子中没有直接提供王后的死因，但只要没有其他方面的暗示，读者仍会在二者之间建立一种必然联系。因此，这两个例子的区别是表面的，在更深层次，它们都受因果关系的制约。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什克洛夫斯基曾对故事和情节这两个重要的叙事学概念进行了区分，认为故事是根据时间上的连续性和因果关系联系起来的一系列时间，是叙事的原材料;情节是按照不同的时间顺序对文本中的事件进行艺术地重新安排。
笔者认为，以上有关情节的定义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像福斯特那样，认为具有因果关系的事件才构成情节，似乎过于简单。因果关系是叙事作品中各种事件之间的一种重要连接方式，但不是唯一的连接方式。更重要的是，同一叙事作品中的某些事件，表面看来没有任何直接联系，但是从更高层面来看，或者通过读者的解读，则可以看出这些事件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因此，查特曼对福斯特的批评有一定的道理。什克洛夫斯基认为情节是按照不同的时间顺序对文本中的事件进行艺术地重新安排，他的界定比福斯特要宽泛一些，但把对事件的安排又限制于时间顺序，则有一定的局限性。
笔者认为，所谓情节，就是表达一定意义的相互联系的事件，或者说，情节就是为表达某种意义而以某种方式联系在一起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事件。这个界定显然非常宽泛，但我们在分析具体的叙事作品时就会发现，文学自身的特性决定了文本中叙事的线性特点，即在文本中，事件之间是有先后顺序的，虽然作家利用各种手段尽可能打破事件的单一线性发展特点，努力结构出复杂的情节结构形式，但是，在文本中呈现出的依然是一个个事件的排列，这是由文学作为时间艺术的特点决定的。笔者认为，没有必要强调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只要作者运用各种手段在事件之间建立起联系，这些联系起来的事件就构成了情节。叙事作品中的事件构成一个序列，这个序列必须具有某种可续性。所谓可续性是指，故事中的事件安排得能够激发读者的兴趣，使他渴望看到下一步将会发生什么事，某一人物、某个场面将会发生什么变化。换言之，叙事作品中包含的一系列事件必须导向某种结局，正是由于读者渴望了解结局才使故事中各个事件具有可续性。可续性涉及事件与事件之间的联系，主要联系方式包括：时间、空间、人物和因果关系。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事件的连接方式并不一定是情节结构因素。这种连接方式必须导致叙述对象（主要是人物）从一种较为稳定的状态或与其他叙述对象的关系水平发展到另一种较为稳定的状态或与其他叙述对象新的关系水平，这种连接方式才可以被称为情节结构因素。还需要指出，在分析情节结构时应注意，情节结构要素并不是都明确地出现在作品文本中，作者有时会在文中故意将一些情节结构因素进行模糊处理，利用某些事件之间的相似性或者读者自身的常识，通过某种暗示让读者自己将某些事件联系成一个特定的情节。这一过程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性，因为读者与作者之间必然存在多方面的差异，尤其是在研究古典文学作品时，读者与作者的时代相隔久远，文化背景、价值观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应该看到，文学作品描写的对象是人，是社会活动中的人，虽然时间流逝，但是对人的很多描写在多年以后可能依然具有很强的揭示作用。特别是一些文学名著，虽经时间之河大浪淘沙，读者对作品的评价却基本不变，由此可见，由读者完成的这种情节结构重建肯定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也就为我们对其进行分析提供了基本的条件。
连接事件的因果关系都属于情节结构因素，因为这样的因果关系必然是相对完整的（有因有果）并可以表达出特定的意义（因果关系本身就具有特定的意义）。与情节的层次性相对应，叙事作品中的因果关系也呈现出层次性和复杂性的特点。而且，特别注意的是，因果关系并不是直接对应的，也就是说，果并不是紧随着因而出现的。因果之间的距离可长可短，作者可能出于某种目的故意将因果关系复杂化。此外，因和果之间的对应关系也未必和人们的现实价值观相符，即，坏人未必有坏报，好人也未必有好报。尽管如此，作者在安排人物命运的因果关系时，依然体现出自己的态度和价值判断。
二
情节是由两个及两个以上的事件连接而成的能够表达特定意义的相对完整的叙事单元。一个完整的情节应是叙述对象（主要是人物）从一种状态或与其他叙述对象的关系水平发展到另一种状态或关系水平的过程。即叙述对象（主要是人物）从一种较为稳定的状态或与其他叙述对象的关系水平发展到另一种较为稳定的状态或与其他叙述对象新的关系水平，并传达出特定意义的过程。“叙事作品中包含的一系列事件必然导向某种结局”①，要产生一定的结局，事件必然需要向结局方向发展，而发展必然需要动力。将事件连接起来，构成相对完整的情节并表达出特定意义的因素必然也是推动事件向特定结局前进的动力。但是两者各有侧重点，情节结构因素一词突出的是因素的结构意义，而情节结构动力因素突出的则是动力特点。
《金瓶梅词话》是中国古典小说中的一颗明珠，通过众多人物和事件展现了一个独特的世界，有其独特的情节结构动力。
“《金瓶梅》是一部人物辐辏、场景开阔、布局繁杂的巨幅写真，腕底春秋，展示出明代社会的横断面。它不像以前及同时的《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那样以历史人物、传奇英雄或神魔为表现对象，而是以一个带有浓厚的市井色彩从而同传统的官僚地主有别的恶霸豪绅西门庆一家的兴衰荣枯的罪恶史为主轴，借宋之名写明之实，直斥时事，真实地暴露了明代后期中上层社会的黑暗、腐朽。”②
《金瓶梅词话》主要描写的是西门庆一家的兴衰荣枯，但是作品的逻辑起点却不是西门庆。从作品第一回中可以看出，整个故事的情节结构动力是天下大乱。
“话说宋徽宗皇帝政和年间，朝中宠信高、杨、童、蔡四个奸臣，一致天下大乱。黎民失业，百姓倒悬，四方盗贼蜂起，罡星下生人间，搅乱大宋花花世界，四处反了四大寇。……那时山东阳谷县，有一人姓武，名植，排行大郎。有个嫡亲同胞兄弟，名唤武松……因时遭荒馑，将祖房儿卖了，与兄弟分居，搬移在清河县居住。”③
由此可见，《金瓶梅词话》的逻辑起点是宋徽宗任用奸臣，天下大乱。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安排并不是要以某种特定的历史框架作为支撑整体的框架，这一点，从崇祯本和康熙本《金瓶梅》即可看出。在第一奇书本《金瓶梅》中，开篇变成了：
“话说大宋徽宗皇帝政和年间，山东省东平府清河县中，有一个风流子弟，生得状貌魁梧，性情潇洒，饶有几贯家资，年纪二十六七。这人复姓西门，单讳一个庆字。”④
经改动后的《金瓶梅》直接引出了这部小说的主人公西门庆，表面上看起了结构更加严密，去除了看似与主题无关的枝蔓情节。但实际上，从情节结构动力的角度来看，这样的修改使整部小说的逻辑起点发生了改变，从而直接改变了作者的创作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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