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与堂吉诃德(2)

　　相比之下，堂吉诃德则幸运多了。堂吉诃德在那个社会里处于中上层，虽然是破落的地主，但毕竟还是养尊处优，妹妹靠骑士小说打发时日。堂吉诃德时代的西班牙，虽然是在封建专制之下的没落腐朽的社会，但由于生产方式的特性，还由于资产阶级的兴起，所以绝不像阿Q时代的中国农村那般铁桶样闭塞。那是一个腐朽与新生剥削与反抗，专制与民生激烈斗争冲突的社会，而不是阿Q隘与其中的一洼死沼，以致连堂吉诃德这样禁欲与世隔绝的身世，脑子里也能塞满先进的人文主义的思想。社会面貌和时代精神赋予堂吉诃德这个任务以开放性，而不是如阿Q那样呈封闭性。在《堂吉诃德》里，我们能看到穷延贵族和地主阶级的荒淫无耻与下层人民贫困愚昧的对比。阿Q与堂吉诃德所处的这种大背景并无太大的差异但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上就不同了。阿Q周围几乎每一个“好人”，而堂吉诃德所遇到的基本上都是“好人”。例如：管家妈和外甥女、本村的神父、理发师、学士等等，也都是堂吉诃德的朋友。绝大多数的人们，都有同情心而不是穷人之心，都想帮助他而不是整治他，在惊讶和嘲笑中都喊着理解和怜悯。

　　人是社会的动物，社会环境的同中之异，直接影响到阿Q与堂吉诃德性格的同中之异。在性格类型上，堂吉诃德是进攻的，创造的，追求的;阿Q则是防御的，保守的，逃避的。

　　三

　　生活在自己的幻想世界里，脱离现实而一意孤行，一再失败仍不能正视现实，靠精神胜利自我欺骗等等，是阿Q与堂吉诃德的共同特点，但恰恰在这些共同点上，也体现出了两个微妙而又深刻的差异。

　　在接二连三的失败之中，阿Q逐步发明了他那近乎万能的精神胜利法。这精神胜利法神通广大，屡试不爽，无论遭逢多么惨重的失败，阿Q靠它转瞬间便可反败为胜。堂吉诃德的精神胜利法也不让于阿Q，堂吉诃德挨打后，总把自己的失败同小说里的骑士相比，一比就来了精神，因为自己是骑士中的“第一”，而“第一种就是表示出人头地的词儿”，于是乎沾沾自喜。在吃尽苦头之后，他一方面忘却，一方面自我安慰。阿Q与堂吉诃德，这种精神胜利的表现形式是大抵相同的，但他作用的结果却大不一样。在阿Q，自我欺骗后是陶醉其中——“他心满意足了”，他“飘飘然了”;在堂吉诃德，自我欺骗后是勇气倍增——“今后有什么冒险，都会马到成功”。同是精神胜利法，阿Q是得意而收场，堂吉诃德是奋不顾身再进攻。两相比较，天上地下。

　　四

　　无论是堂吉诃德还是阿Q，都经历了几乎是数不清的挫折和失败，即使偶有胜利，也不过是新的失败的前奏。他们经历着失败，却没有学会正视失败，反而从失败中发明出精神胜利法。

　　阿Q与堂吉诃德虽然是屡战屡败，但靠了精神胜利法，他们却能屡败屡战。消极于是转化为积极。这看起来是人类心理上的一个弱点，但实际上也是人类心理上的一种力量。这种精神上的弹性，这种生命的顽强性，这种心理上的韧性，是人类天性的重要点，是人们在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精神力度。堂吉诃德还是有悲观失望，还常常怨天尤人;而阿Q，却从来不曾萎靡不振，不曾心灰意冷，他总是那么骚动不安，总是那么飘飘然而心满意足，任何失败，任何屈辱，也当不过他的几碗黄酒和一宿老觉。因此他是被动的，总是扮演忍受的角色，但他像一个皮球，摔得愈重，弹得愈高。是的，精神胜利法的前提在于他的麻木和愚昧，在于他不能面对现实，因而，后面的结果总是更大的失败。但是，麻木使之有了更坚韧的心理，使他能够经受接连不断的打击，而不是在第一次打击之后便一蹶不振。

　　堂吉诃德表现了一种信仰的坚定性，阿Q表现了一种心理的韧性。西方人讲信仰，东方人讲智慧。西方人以信仰坚定为美德，东方人以智慧上达为极致。信仰坚定必然行动有力，智慧上达即大彻大悟。堂吉诃德身上有着十足的西方人对信仰的烙印，不幸的是，阿Q身上却基本没有东方人追求智慧的影子。阿Q有的，就是一种本能的坚韧，一种原始而又变态的生命力。

　　《阿Q正传》的伟大，并不仅仅在于写出了民族劣根性，而在于它是民族灵魂的透镜。鲁迅笔下的阿Q，就是他眼中的中国人。因此，这部三万余字的作品，才成为探寻我们民族心理和精神的深不可测的海洋。《堂吉诃德》在文字上虽数十倍于《阿Q正传》，但是，在观照各自民族的审美和认识功能上，无论是准确性和深刻性，还是说不尽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它都要略逊与《阿Q正传》。

　　参考文献：

　　[1]杨绛《重读<堂吉诃德>》，《外国文学研究集刊》第1辑

　　[2]《鲁迅研究1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1月第1版.1988年1月第1次印刷P279，P297

　　[3]鲁迅《阿Q正传》（《呐喊》）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12月北京第1版.2008年1月第4次印刷P85，P89，P90，P95.

　　[4]塞万提斯《堂吉诃德》中国戏剧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