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缘何见韩非(2)

　　事实上，秦在统一六国后所采取的措施也恰恰是围绕着在《五蠹》基础上阐发的法家思想而实施的国家行为。如果将《五蠹》和《史记·李斯列传》中李斯对秦始皇的禁除儒学百家的上书相对比，我们不难发现，秦王赢政并吞六国成为秦始皇以后，所实行的焚书坑儒的极端专制的方针，并非仅是出于李斯的建议，而是《五蠹》等篇中早已作了系统论述的法家治国原则，《五蠹》正是新王朝的施政纲领雏形。

　　三、秦王对《孤愤》、《五蠹》的悦纳

　　秦王政不等于秦始皇，《孤愤》、《五蠹》篇也不等于《韩非子》全书，因此脱离文本的解读并不能对“秦王缘何见韩非”的问题作出全面的解释。从上述对《孤愤》、《五蠹》的文本解读，我们已经知道《孤愤》契合了嬴政所面对的国内形势与社会环境、《五蠹》契合了秦王对于治国纲领的需要，那么，秦王对于《孤愤》、《五蠹》的悦纳是否还受到其他方面的影响呢？笔者试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补充。

　　首先，秦国具有实行法家思想的政治传统。

　　秦国自孝公任用商鞅进行变法以来，法家思想就在秦国渐渐生根、发芽、成长。最典型的是秦国一直以来奖励耕战的传统，如秦始皇四年，“十月庚寅，蝗虫从东方来，蔽天。天下疫。百姓内粟千石，拜爵一级。”[16]秦国朝廷也拥有一批法家精神的拥趸，如李斯等。从赵国回到秦国的少年嬴政耳濡目染法家思想，对它熟悉甚至是亲切的，这也成为他接受法家的一个背景条件。

　　其次，嬴政的性格特征也使他易于吸纳法家思想。

　　《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尉缭评价秦王是“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这一评价一方面说明嬴政胸怀大志，因此能礼贤下士，另一方面，也道明了嬴政性格中的残忍。无独有偶，《史记·商君列传》中说“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也说“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嬴政在性格上与法家人物有诸多相似之处，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嬴政为什么读韩非《孤愤》、《五蠹》会产生那么强烈的共鸣了。

　　最后，秦王政与吕不韦及其《吕氏春秋》的斗争也使他对于《孤愤》、《五蠹》具有强烈的认同感。前已述及嬴政与吕不韦之间的君相矛盾，两人的斗争不仅存在于权力争夺上，也体现在政治设计的话语权方面。

　　作为一位见多识广、有丰富从政经验的大政治家，吕不韦已经预见到一统天下之后，单靠法家思想治国是不够的，所以他一方面将法家李斯推荐给秦王，以法家思想并吞六国，另一方面却集中各学派宾客之力，完成《吕氏春秋》为将要到来的封建中央集权制提供吸收各学派的长处以治国的理论基础。[17]《吕氏春秋》一字千金的故事恰恰反映了吕不韦的权势之盛。汉代思想家王充说：“《淮南》、《吕氏》之无累害，所由出者，家富官贵也。夫贵，故得悬于市；富，故有千金副。观读之者，惶恐畏忌，虽见乖不合，焉敢谴一字！”[18]王充认为吕不韦能把自己的著作和千金悬于咸阳市门，这本来就是权倾天下的象征。而围观者不敢改一字，并非因为《吕氏春秋》完美无缺，而是慑于吕不韦的权势。有趣的是，战国四公子也养有食客三千，但是却未能像吕不韦那样，留下了这样一部认真探讨治国理论的《吕氏春秋》，可见吕不韦的政治远见。

　　诚然，《吕氏春秋》在学术上不免驳杂了一些，它只是借用阴阳家的体系装扮了一种形式上的系统性，这个弱点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我们若将它与汉初政治生活对比一番，就会发现汉初为政治、经济稳定所实施的那一套行之有效的各家学说，如法家的中央集权，儒家的礼乐仁义，道家的无为，墨家的尚俭，以至阴阳家的历法等，《吕氏春秋》当中也差不多全讲到了。吕不韦掌权时期是秦国发展较快的时期，在嬴政亲政之际，吕不韦作《吕氏春秋》，以指导秦国未来的政治走向，实际是吕不韦为秦国规划的政治蓝图。因此，在快要一统天下成为秦始皇之前，秦王赢政在治国方针上，确有可能面临过不同的选择。

　　另一方面，秦国的政治架构不具关东六国宗法制下的贵族体系，呈现出有权臣而无权臣家族的特色，臣子的权力是在国君所赋予的范围之内的。吕不韦和他的《吕氏春秋》隐藏的目的则是试图让自己成为世袭的权臣，从权臣变为权贵，这就是嬴政所不能容忍的了。《吕氏春秋》是吕不韦治国思想的集中体现，悬其于咸阳市门有向民众宣扬他与嬴政不同的治国思想，迫使嬴政接受的用意。所以张双棣先生说：“吕氏这一行动，也是出于政治目的。他公开宣布自己的主张，企图以相国之位，仲父之尊，迫使秦王政完全依照自己的主张行事，使自己的主张定于一尊，从而维持秦国的长治久安，也维持自己的地位和权力。”[19]吕不韦的这些行为已经有意无意地僭越了君臣之礼，并带有明显的挑战意味。所以，虽有《吕氏春秋》的施政方针在前，嬴政也必须要找出符合自己的政治，并能够与《吕氏春秋》一较高下的政治方案出来，《孤愤》、《五蠹》篇恰好被嬴政选中作为自己的政治纲领，也就不令人意外了。

　　参考文献：

　　[1]《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2]《韩非子·孤愤第十一》

　　[3]周勋初：《韩非子札记》，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91页。

　　[4]《汉书·百官公卿表》

　　[5]王守谦：《战国策全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794页。

　　[6]《史记·秦始皇本纪》

　　[7]《史记·李斯列传》

　　[8]《史记·范睢蔡泽列传》

　　[9]《史记·游侠列传》

　　[10]《韩非子·五蠹第四十九》

　　[11]史扬法：《<韩非子·五蠹>浅注》，《江苏师院学报》1974年第1期。

　　[12]宋洪兵：《韩非子政治思想再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01页。

　　[13]陈启天：《韩非子校释》，台湾中华书局，1958年，第39、40页。

　　[14]《韩非子·五蠹第四十九》

　　[15]马世年：《〈韩非子〉的成书及其文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97页。

　　[16]《史记·秦始皇本纪》

　　[17]周天：《皇帝读书考》，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

　　[18]黄晖：《论衡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200页。

　　[19]张双棣：《吕氏春秋译注·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页。

　　注释：

　　（1）近代以来中国大陆、台湾地区以及海外汉学界的韩非子学术研究成果斐然，各类出版物、硕博士论文俯拾即是，可参阅彭鸿程：《近百年韩非研究综述》，《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2年3月第2期。

　　（2）参阅宋洪兵：《韩非子政治思想再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蒋重跃：《韩非子的政治思想》（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等，对《韩非子》各篇的辨伪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总结。

　　（3）参见杨玲：《嬴政青睐<韩非子？孤愤>和<五蠹>的原因——兼论秦始皇对法家思想的接受》，《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