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缘何见韩非

　　[摘 要]《史记》载秦王因孤愤、五蠹之书而欲见韩非，回顾经典、对《孤愤》、《五蠹》主旨意涵进行解读就成为探究秦王欲见韩非的最初动机的中心路径。另结合秦国自商鞅以来法家思想的政治传统、嬴政的性格特征、秦王政与吕不韦之间的君相矛盾等因素，秦王与《孤愤》、《五蠹》的契合度极大提升，奠定了以后秦汉政权对法家思想的悦纳的第一步。

　　[关键词]秦王；韩非；《孤愤》；《五蠹》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记载：“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韩非之所著书也。’秦因急攻韩。韩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1]因为两篇文章而欲见作者并不奇怪，但为见作者而攻打一个国家就不得不令人吃惊于秦王的急切心情和《孤愤》、《五蠹》篇的魅力了。历来学术界对于《韩非子》各篇的真伪、法家“法、术、势”的思想体系、法家思想对于秦汉政权统治的影响等问题均进行了多角度的探究（1），而本文所欲做的工作则是回归文本、立足经典，从《孤愤》、《五蠹》篇的文本解读出发，探究秦王欲见韩非的动机问题。

　　一、《孤愤》篇解读

　　要理解秦王对见韩非的热切愿望，我们首先应该理解《孤愤》、《五蠹》篇所表达的主旨思想。

　　首先应当说明的是，我们虽然无法确定《孤愤》、《五蠹》篇的立论篇目和成书先后，但其确为韩非所做是学界所普遍认同的，（2）此处不加赘述，可以说《孤愤》、《五蠹》是对韩非子思想比较忠实的反映。

　　《孤愤》开篇第一句：“智术之士，必远见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烛私；能法之士，必强毅而劲直，不劲直，不能矫奸。”[2]构建了智术、能法之士的崇高形象，可视为全篇的立足点，全篇文章便是围绕智术、能法之士的“孤愤”所展开的。

　　韩非对于“孤”的定义是“处势卑贱，无党孤特”，意即孤独；对“愤”的定义是“智法之士与当涂之人，不可两存之仇也”，由愤而生仇，可见愤慨之极。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孤愤”即孤独和愤慨之意。

　　在这篇文章中，韩非反复慨叹智术、能法之士身处危亡之境，依然与“当涂之人”作生死斗争。文中的“法术之士”尽管是泛指而非特指，但其形象却很鲜明：耿直忠诚、勇敢无畏、孤立无援，充满着孤寂愤慨的悲壮。韩非以悲愤激切的情感塑造出一个孤愤之士的形象，其中显然也有着自己的影子。

　　与孤愤之士相对，韩非塑造的另一类人物形象，这就是当涂之人、“重人”，也即“奸劫弑臣”。这里对于“重”字的理解是一个关键点，很显然，韩非所刻画的“重人”与“当涂之人”是近似的形象，即贵重之臣、“奸臣”。他们内外勾结、上下欺瞒、结党营私、顺昌逆亡，可谓千古奸臣的典型形象。周勋初认为：“韩非使用了文学写作上的高超手段，将历史上和现实中这些权臣的言论和行动综合起来，塑造成为一个奸臣的典型形象……这个形象的社会意义，就不是个别的、具体的历史人物所能比拟的了。”[3]通过智术、能法之士与重人、当涂之人的对立，韩非所表达的主旨思想就是提醒君王巩固专制，善用智术、能法之士，贬抑当涂之人，其渴望君王专制的诚恳溢于言表。

　　作为韩国的公子，韩非所描述的情形自然首先是针对韩国局势的，但《孤愤》所述与与嬴政初继君位时秦国的政坛状况也是吻合的，这集中表现为吕不韦、嫪毐在秦国政局中的重臣角色。

　　《史记·吕不韦列传》中载吕不韦在秦庄襄王时，即已拜为丞相，秦王赢政即位后，又“尊为相国”。《汉书》中载“相国、丞相，皆秦官，金印紫绶，掌丞天子助理万机”[4]。赢政即位时只有十三岁，吕不韦又和太后有特殊的暧昧关系。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吕不韦，其权臣形象正契合了韩非所谓“当涂之人”。

　　吕、嫪盛极时，“秦四境之内，执法以下至于长挽者，故毕曰：‘与嫪氏乎？与吕氏乎？’虽至于门闾之下，廊庙之上，犹之如是也。”[5]那些追求富贵名利、仕途通达者纷纷投奔他们门下，一时间吕不韦和嫪毐一呼百应，门庭若市。就连学者们也为了得到丰厚的俸禄而到处宣扬他们的功绩，传诵他们的贡献。君相之间的矛盾只需一个小的契机便可猝然而发。

　　嬴政继承君位后的前九年有吕不韦在培养自己的势力，有嫪毐依靠太后与他抗衡，还有王弟长安君成蟜的叛乱，他虽没有沦为傀儡，但王位却十分不稳，甚至可以说摇摇欲坠，韩非《孤愤》中所说的权臣蔽主问题，岂不是正好浇中了赢政胸中的块垒吗？

　　《孤愤》结尾，韩非严正地告诫国君：“万乘之患，大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太信；此人主之所公患也。”韩非提出的警示以及解决问题的途径让他恍然大悟，因而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在这一背景下，秦王赢政完全接受法家的君主要拥有全部权力的理论，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二、《五蠹》篇解读

　　《史记》中多次引用到《五蠹》的文字，如《秦始皇本纪》中“二世曰：吾闻之于韩子曰：尧舜采掾不刮”[6]，《李斯列传》中“李斯以书对曰：……是故韩子曰：布帛寻常，庸人不释”[7]，《范睢蔡泽列传》中“太史公曰：韩子称：长袖善舞，多钱善贾”[8]，《游侠列传》中“韩子曰：儒以文犯法，而侠以武犯禁”[9]等，足可见《五蠹》篇影响之大。

　　《五蠹》篇包含了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阐述因时、因势而变的进步史观，抨击孔孟“法先王”、“行仁义”的政治主张；第二部分将儒者、游侠刺客、言谈者、患御者、商工之民称作“五蠹”，并对“五蠹”进行了挞伐，五蠹的存在无益于耕战、有害于社会发展，故而影响了君主的统治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五蠹》篇的行文思路是层层递进的。开篇即通过对“上古之世”“中古之世”“近古之世”和“当今之世”等几个阶段的描写，雄辩地指出“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10]。因为历史是发展的、进步的、不会倒退的，所以随着时代的更替，社会生活和政治制度都要发生变化，统治者应该根据不同时代的特点与要求，制定不同的政治政策，即“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

　　随后，韩非指出儒家所谓的“行仁义”并非是治“当今之世”的良方，奴隶制国家的统治原则不能适用于封建国家，所以韩非一再强调“事异则备变”的著名论断，认为处在当时“争于气力”的新旧势力剧烈斗争的时代，新兴地主阶级必须依靠自己的实力，战胜奴隶主阶级，夺取和巩固政权，保卫和加强封建国家。[11]空谈先王仁义及标榜德行高尚，是脱离了现实政治环境且无益于现实政治困境的纾解的，对于讲求实际功效或亟需有效措施来缓解战国时期的政治危局的现实来说，其实际的政治价值与其标榜的预期目标是不值一提的。

　　这种强调“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的应时史观，是对韩非政治理念的精炼概括——“强调政治治理不能沉湎于虚幻的政治空想，而应脚踏实地地从现实出发，把切实解决现实政治问题的政治实践作为通向政治正义途径的基点和起点，从而有效避免政治浪漫主义。”[12]概括说来，就是面对现实，厉行法治。据此陈启天认为“世异则事异”是韩非历史哲学之第一原则、“事异则备变”是韩非历史哲学之第二原则。[13]

　　接下来，借圣人孔子和下主鲁哀公的对比，韩非点出了自己的治国主张，国君不是圣人，不能将少数贤人才能做到而绝大多数人无法企及的嘉言懿行、仁义道德作为治国的标准和尺度。韩非认为，作为统治者，单纯的仁慈与理解是远远不够的，而应该将法律放在首位，依照法律治理人民，实行强权政治。人们本来就畏惧权势，再加上以法律为重的治国方针，便会规范自己的行为，尽心尽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了。

　　相反，如果“人主说贤能之行，而忘兵弱地荒之祸，则私行立而公利灭矣”[14]，可见“仁义品行之说”对于治理国家造成的阻碍，至此“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论断的提出也就水到渠成了。韩非之所以明确批判儒者和游侠者，根本原因就在于它违背了韩非“法治”的政治主张。[15]在他看来，在“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政治主张下，儒者和游侠是“所养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养”，甚至还有害于法治的实行，所谓“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主有令而民以文学非之”。因此，要坚决摒弃儒者和游侠，使之不能乱法离政。

　　“五蠹”中的第三类人为“言谈者”，抑或称为纵横家，韩非认为这些纵横家只是为自己谋求高官厚禄而已，他们借重国内和国外权势，谋求个人富贵，国君听从他们的浮说，就要破国亡主，“合纵连横”的主张实际是损害国家利益以富私家的手段。

　　《五蠹》篇提到的最后一种人是商人和手工业者，他们用金钱买来官爵，使自己的地位提高。韩非认为他们助长了社会上行贿托情的风气，地位甚至高于从事耕战的人，使得社会上正直的人减少，造成了“公民少而私人众”的恶劣局面。因此，重农抑商、奖励耕战的政策实施依然必要，这也契合了战国动局下秦国削弱和摧毁奴隶主复辟势力的经济基础、发展农业以巩固封建政权经济基础的强烈愿望。

　　总而言之，从韩非的角度看来，治理国家首先要与时俱进，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严格的奖励与惩罚措施，之后拒绝纵横家的荒谬言论，以修明内政为主要努力方向；再次应该摒弃品行与名声，完全依照法律评判一个人的所作所为，并给予他相应的社会地位；最后要严厉的责罚那些投机取巧、扰乱社会风气的人，形成国家的良好风气。

　　有学者认为，秦始皇青睐《五蠹》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将其作为统一的君主专治政权的蓝图。（3）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五蠹》完整透辟地论述了韩非倡导“以法治国”的具体措施、现实意义，他的治国理想和实现这一理想的措施及途径，正迎合了初掌权位的嬴政的政治理论需要。《五蠹》中所阐述的君人南面之术，更能引起嬴政的兴趣和君主集权的思想，他在读到韩非书时嗟叹不已，其原因盖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