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面”成一“人”

　　摘 要：《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其虽是一部史书，但其在文学上的成就同样也是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本文以秦昭襄王为例，从“通过互见的方式来表现人物”、“通过典型细节的把握来展现人物形象”及“在对比中见人物”三个方面，论述了《史记》对该人物的成功塑造；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史记》对于人物塑造的卓越艺术成就。 

　　关键词：史记；秦昭襄王；互见；典型细节；对比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其虽是一部史书，但其在文学上的成就同样也是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可永雪在《史记文学研究》一书中就指出：“司马迁和《史记》对中国文学的另一重大贡献，是在广泛吸取和融会先秦文学在写人叙事上一切精华成果和创作经验的基础上，开创了传记文学。它不但为我国的传记文学确立了规模，树立了样板，而且在塑造人物、刻画性格等方面为后世小说和戏曲创作提供了活生生的范例和题材宝库。”[1]从中可知，作为传记文学的《史记》，其对于人物形象的塑造自然是司马迁苦心经营的产物，成就亦是颇高。前辈学人已经有过很多关于《史记》中对于主要人物形象塑造问题的讨论。其实，《史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不仅仅成功地刻画出了一系列传主形象，就是一些仅仅作为某些列传配角出场的人物，同样也会有鲜活、立体的例子出现。从这些配角人物中，我们更可以看出《史记》对于人物塑造方面的典型手法运用之纯熟与成就之卓越。下面我们就以秦昭襄王形象的塑造为例，简单进行《史记》人物塑造时的多“面”成一“人”分析。 

　　一、通过互见的方式来表现人物 

　　秦昭襄王在位五十六年，是一位颇具雄才大略的君主，其在《史记》中并没有单篇的传记，事迹仅散见于数处。而这些地方也没有过多的正面描写，只是作为某一事件的参与人物出场，往往只有两三句话、三四个动作而已。虽然仅仅从这寥寥数语中看不大出昭襄王之形象，但我们却可以通过他处关于具体史实纪录的参照，互见出一个昭襄王形象。 

　　比如《廉颇蔺相如列传》中那段被世人所津津乐道的“蔺相如庭叱秦王”一段，其曰： 

　　大王欲得璧，使人发书至赵王，赵王悉召群臣议，皆曰：“秦贪，负其强，以言求璧，偿城恐不可得。议不予秦璧。臣以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况大国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强秦之欢，不可”。于是赵王乃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书于庭。何者？严大国之威以修敬也……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2] 

　　一般人多认为“司马迁在这里流露出对有作为，有骨气的壮士的崇敬”。的确，司马迁对于蔺相如这样的人物的赏识，使得其不吝啬笔墨地渲染出蔺相如的铮铮铁骨与凛然正气。相应地，秦昭王就呈现出一种贪婪、软弱的形象，似乎猥琐不堪。但这只是从此传中得出的结论，我们如果参照他处的记载，则会得出一个与之不同的秦昭王形象。首先让我们想一想，秦王为何提出“十五城易璧”之说？ 

　　原因很简单，这是对赵国的试探！赵国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后，军事实力大增。但此时赵武灵王已死，赵国现今的实力以及即位者赵惠文王本人的性格，对秦昭王来说都是未知的，故他借此机会提出“以城易壁”，实则为察看赵国反应。 

　　若赵王毫不理睬，想必实力强大，那今后还须同赵国修好；而蔺相如已经说了，赵国是“悉召群臣议”，“斋戒五日”，表现出一种对秦十分恐惧状态。至此，秦昭王的目的已经达到，其余诸如“十五城易壁”之事，已不重要。 

　　况且若秦王真欲得璧，完全可刺杀蔺相如于馆舍中而夺璧，但他没有，可见其意不在璧。 

　　果然，此后，据《史记·六国年表》记载：赵惠文王十七年，“秦拔我两城”，十八年“秦拔我石城”，十九年“秦败我军，斩首三万”。[3]秦昭王立即着手展开军事行动，三次伐赵，皆获大胜，而之前五年内，秦赵没有发生过大的摩擦。 

　　同样，黾池之会，蔺相如再屈秦王，秦昭王同样没有因此而击赵以泄愤，为何？“赵亦盛设兵以待秦”，[4]秦昭王已经发现赵国目前实力还较强，若逞一时之勇，尽管可击破赵军，但已方想必也损失巨大。秦昭王完全清楚这一利害关系，故他先与赵修好，将兵力集中在楚、韩、魏等实力稍弱的国家上，不断开疆拓土，扩大实力，然后才在整整十九年后的秦昭襄王四十七年，“白起破赵长平，杀卒四十五万”[5]，一举消灭了赵国的主要力量。 

　　通过这样的对比分析可见，司马迁笔下的秦昭襄王，是一位多谋，善思，能忍，收放自如的雄才大略之主。而这样的形象，并非如同塑造项羽那样以本传大篇幅大事件大场面来正面完成，而是通过《廉蔺列传》中数笔言行、他人对待秦王的态度和《六国年表》中的史实相互映照来塑造的。之所以在《廉蔺列传》中呈现出一个贪婪、软弱的形象，那是由于《史记》互见法的体例所致。朱东润先生就说过：“太史公的办法是首先认定这个人的主要部分是好的，那么在他的本传里叙述他的优点而把他的缺点放在别的部分叙述了。”[6]王树范更是以刘邦为例，详细阐述了互见的特点，其云：“按《史记》的体例，一般地说，读其传则可以知其人了，然而对于刘邦尚需通过其他许多有关人物传记加以补充、验证。这是因为人物非凡、事关重大，有奈难言者，有不可不讳者。于是写《汉高祖本纪》，虽然基调不离‘帝王中心论’及歌功颂德模式，但却巧妙地利用了组织剪裁上的此详彼略和此舍彼取等‘散见’手法，才赢得统治阶级关卡放行。例如刘邦在鸿门宴上的表现，《汉高祖本纪》不宜‘实录且无隐’，所以仅以短短的百八十字略过，而在《项羽本纪》则以十倍的文墨作了非常详细的描述，把刘邦虚伪狡诈，嘴甜心狠的性格刻画得栩栩如生。再如《高祖本纪》置酒洛阳宫一段，崇扬刘邦知人善任而得天下的美德，但在《萧相国世家》、《淮阴侯列传》以及英布、彭越、等一些功臣名将的传记里，却把他的妒贤嫉能、可以共患难而不可以共安乐的种种行径做了淋漓尽致的表现，给人留下难忘印象。”[7]因此，这篇列传作为蔺相如的本传，蔺相如的人格又是司马迁所推崇与欣赏的，故而在这里自然会极力地烘托出蔺相如的伟岸人格，作为蔺相如映衬者出现的秦王，自然需要一种软弱、猥琐的面貌。因为如果将秦昭王心中的算计在这里公布出来，那么蔺相如的形象不仅其高大性会大打折扣，而且极有可能被扣上审时不明，徒逞匹夫之勇的帽子，这自然不是司马迁所想得到的。 

　　二、通过典型细节的把握来展现人物形象 

　　除去上述这般跨越篇章界限的表现外，司马迁对于秦昭襄王的塑造也常用对于特殊细节的反复强调的手法。通过细节来表现人物形象，是《史记》中常用的方法，韩兆琦在《史记讲座》中就明确指出：“司马迁写人物传记，除了抓住人物一生中的重大事件作浓墨重彩的渲染外，还非常注意选择一些典型细节作精雕细刻，从而很好地表现出人物的性格特征，揭示出人物的精神风貌。”[8]如陈胜辍耕陇上发出之“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慨叹，陈平为乡里分社肉而想到分天下，韩信早年忍辱负重钻市井无赖之裆下等等，皆是能够体现人物的个性气质与才干 抱负的典型细节。在秦昭王这么一个人物形象上，《史记》中也能发现通过典型细节的把握来体现突出其个性特征与情感状态的例子。且来看《范雎蔡泽列传》中“秦王五跪得范雎”一节，文中道： 

　　秦王屏左右，宫中虚无人，秦王跽而请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间，秦王复跽而请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国辟远， 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于此，是天以寡人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庙也。寡人得受命于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弃孤也，先生奈何言若是！事无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愿先生悉以教寡人，无疑寡人也。” 

　　（史记《范雎蔡泽列传》）[9]